改革开放迎来40周年，这一战略决策让中国走上了一条经济市场化和对外开放兼容的强国富民之路，拉开了中国近代以来最辉煌的历史篇章，尽管在这过程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这些都需要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和落地。然而这首先需要弄清深化改革的逻辑，并且要实现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还需要有大的格局、视角及国际视野，总结近代以来中国发展变革的历史经验教训，尤其是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所在，找到经济社会长远良性发展的根本性制度因素。因为决定走向的基本、基础性制度才是最为关键、根本的，现代市场体系不可替代。只有通过根本性的制度变革来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间的治理边界，实现三者各归其位又互动互补的综合治理，才能真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改革的前提是思想解放，只有顺应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大势，才能把握中国崛起的命运。与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曾经出现过的多次思想上的大争论一样，当前中国也面临着改革何去何从的争论，出现了否定市场化改革的思潮，导致了社会上各种声调的出现：怀疑甚至是否定改革开放的正确大方向，将市场化等同于私有化，将个体和民营经济等同于私有经济，将公有经济等同于国有经济。意识形态理想化、教条主义一旦严重，就不能实事求是地看问题，而从特定的意识形态角度看问题，看到的往往就不是事实的真相，而只是基于主观意识的偏见。这也会给中国的对外开放大局带来干扰，再加上当前中国在国际上所遇到的问题是越来越严峻，中美经贸摩擦只是表象。因此，要实现良性发展和长治久安，必须求真务实，经济问题不能过度意识形态化；改革是倒逼的，要正视其艰巨性和复杂性、用好成功改革的方法论，灵活运用“明道、取势、优术、抓时”四位一体的改革方式来系统地进行联动改革。

那么，下一个4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何去何从？如何才能行稳致远？这需要我们对自身对外部有客观清醒的认知，抓住国内问题的主要矛盾，把握国际形势变化的大势，找准改革推进的重点任务，在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大前提下，从经济、社会、政府切入推动平衡充分发展，通过根本性的制度变革来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间的治理边界，实现三者各归其位又互动互补的综合治理，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让十九大提出的使命、愿景、目标、理念、方针真正落地、化为现实。

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转化

改革，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解决现实矛盾。之所以需要全面深化改革，正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现实中诸多表象问题都与这个矛盾息息相关。具体而言，中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体现在经济、社会和政府三个层面。

首先，经济层面的不平衡不充分其表现是低质量的发展，且不具有可持续性，导致近些年来经济增速持续下滑。自2011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已由此前30多年来近10%的平均增长速度，一路快速下滑，破10、破9、破8、破7，平均下滑了3个百分点以上，降至2016年的6.7%。这样的长时间持续下滑至7%以下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未有过的，并且还有继续下探的可能。近日国家公布的经济数据中，消费、投资和社会融资增长三大数据都出现了下滑。面对这一轮全球金融危机，各国经济都受到整体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经历了减速过程，但许多国家早已进入回升或波动上升平衡增长轨道，像中国这样持续下滑的基本没有。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并未大幅下滑，导致实际增长率落差的是要素边际收益递减，政府主导动力枯竭，国有企业产能过剩、挤压民营经济。

其次，社会层面的不平衡不充分其表现是民生资源分配不均衡、社会失衡失序严重。中国各级政府更多还是发展型政府，而非公共服务型政府。在市场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越位和错位，在市场不能发挥作用或容易失灵的地方却大量缺位，导致了生、老、病、居、教等方面的后顾之忧问题。由于大政府、小市场、弱社会的格局，使得公权力介入社会治理过多，造成社会公平正义不足，贫富差距过大，社会规范扭曲，社会文明、社会治理有滑坡的迹象。

再次，政府层面的不平衡不充分表现为过位缺位现象严重。政府与经济活动至今密切相关，政商关系仍密不可分，“跑项目、拿批文”是其一大特征，这样过位的过度干预导致市场人为失灵，而在市场自然失灵应该发挥作用的地方政府执行力方面缺位。政府的各种程序审批、项目审批、准入壁垒依然众多，维护和服务性的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政府的目标还远没达到。政府部门（无论是否该管的）办事效率的高低，成为影响发展包括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旦影响了政府官员的办事积极性，增长动力就会衰减，从而更进一步地加剧了实体经济的困境。

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应有正确认识

现在的国际环境几乎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严峻的，围堵中国的现象日趋严重，经贸摩擦不断加剧，并且这只是表象。中国已连续20多年成为接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同时连续10年成为接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中美两国经贸纠纷问题愈发严重，已经升级为中美经贸摩擦，不仅将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及相关企业带来重大负面影响，而且损害中美彼此国家利益，对我们经济发展十分不利。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也有被激发放大的倾向，心理脆弱，缺乏自信，看国外无论什么都是阴谋论或陷阱，试图用更强大的行政力量去支持我们的有关产业，比如有人提出“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的口号。问题是，我们是否能什么都靠自力更生？

当今世界已经是一个高度融合、社会化生产、国际分工合作的经济共同体，超越了国家边界，核心技术创新日新月异，不可能什么都靠自力更生，这点想不清楚，后果会十分严重。这次中美经贸摩擦，中兴不仅无法抵挡，华为、阿里、联想等都同样严重依赖美国技术。比如最具创新力的华为麒麟芯片买的是ARM知识产权的授权，ARM是英国公司但技术的源头是美国。大家引以为傲的高铁其核心技术来源：IGBT技术来自英国，制动系统来自德国的科诺尔，气控阀门、顶部受流装置及其耗材碳滑板，这些都是易耗品，如果国外不和我们贸易，会导致全部停运。中兴事件暴露出来的软肋让国人产生了很强的忧患意识，但大多反思集中在“我们缺芯”和“要自力更生”的层面。中国不只是缺芯，真正缺的东西更加深层，不能头痛医头、脚疼医脚。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目前远远高于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对国际形势，往往需要审时度势。国际上，包括美国，一直都将中国视作为发展中国家，参加WTO在贸易方面给的也是最惠国待遇，我们本来还可以继续闷头发财，低调埋头苦干，结果极端的民族主义，极度的民粹主义，盲目自大，自以为已经全面超越了，可以和对方平起平坐了，那对方还认为你是发展中国家，是穷国？自然就会对你警觉，对你遏制了。

总之，当前中国经济下行有内忧外患的原因，既有外部性的原因，也有来自于自身经济结构的问题，但深层次原因是中国面临发展驱动和经济体制双转型滞后和进一步改革开放及处理好国际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的问题。发展驱动转型滞后是指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的转型滞后，这一转型基本上是所有经济体必须经历的，但这个转型是内生的，还是要归结到体制转型滞后上来，所以制度变迁才是最根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