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深圳的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在日本看到的直接融资市场。中国如果也有自己的证券公司、资本市场，就可以分散单纯依靠银行间接融资的风险。于是，我起草了一份成立特区证券公司的报告，亲自带到总行去。到北京见到主管机构的司长，他说现在中国又没有股票，你搞这个干什么，不同意批。后来，我又找了主管副行长，他也不同意。这样没有办法，我就想找刘鸿儒，可他当时作为中央候补委员，正在参加中央全会，找不到他。后来我去八宝山参加我们的第二任老行长曹菊如的追悼会，恰好见到刘鸿儒，我说我想在深圳批一个证券公司，他们给我否了。那时候也没有手机，就在八宝山那个殡仪馆里，用他们的座机，我接通了童赠银副行长的电话，就让刘鸿儒来说，刘鸿儒就跟他们说，让深圳试一试。就这样，总行才批准在深圳设立特区证券公司。

1985年9月9日，人民银行给了批文，批准试办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我带着这份来之不易的批文回到了深圳。但是后来由于工作原因我又回了总行，特区证券的事就被搁置了两年，直到1987年才办了起来。开始很发愁让谁来当总经理。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当时是你给官，没人敢干。不用跑官、要官，你给他官他都不干。我后来想到了人民银行唯一的一个研究生，叫廖熙文。我就动员他，我说你来干，他说不行，我没有搞过。我说谁搞过啊，谁都没搞过。我说还非得你干，你是研究生，你学的比别人快，就得你干。最后他尽管不太满意，还是不情不愿地接受了。

1987年9月，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由人行深圳分行独资改组为10家金融机构出资合办的股份制企业，正式注册成立。作为新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成立运营，深圳的老五股先后在它的柜台挂牌，标志着中国的资本市场启动了。当时特区证券公司是一身三用，既有股票发行的责任，又承担股票交易的功能，还承担股票登记过户的职能，所以那时候他们很辛苦。深圳发展银行发行股票的时候，大家不买，说我买国债还本付息，存在银行还给利息，随时都可以提取，买你这个股票，有去无回，又不分红派息，所以当时都不买。为此他们就开着大喇叭卡车沿街去宣传广播，要大家来买。他们还搞摊派，动员市政府那些领导来买。领导没有钱，就先把股票发下来，等发工资再来扣，搞得很辛苦。另外，当时交易都是手工操作，还有些自营业务，工作量很大，一天到晚加班加点都完成不了。这样下来，一个是效率适应不了股票市场的发展，二是自营出现营私舞弊现象。因为场内交易效率低下，所以场外交易量很大，已经5倍于场内的交易。在这种情况下，就催生了我们考虑需要建立证券交易所的问题，1988年市里就决定了要搞证券交易所。

1988年11月，深圳证券市场领导小组成立。我作为副组长，参与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筹建。当时市委书记李灏同志建议我们请外面一些人来做我们的顾问，当时他给我推荐了两个公司，一个是日本的野村证券，一个是香港的新鸿基公司。经过同这两家公司交谈，我考虑，还是找新鸿基做顾问。为什么？第一个理由是新鸿基在香港，来往方便；第二个，语言相通，沟通成本低；第三个，他们在香港的经验也便于我们借鉴。所以我给李灏汇报，就确定新鸿基公司，就这样选择了新鸿基公司做我们的顾问。新鸿基公司给我们办了四期学习班，每一期是几个晚上，都是他们的常务董事来讲课，而且他还专门派来邱小菲女士深港两地来回跑，联系安排什么课，谁来讲，进行沟通协调。市里一些领导也来参加这个学习班了解证券，这四期学习班对我们了解资本市场帮了很大忙。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又成立了资本市场专家小组，由汤学义、禹国刚、周道志负责，他们也紧锣密鼓地参与前期准备。还有武汉大学的一批学生，他们利用暑期来到深圳帮我们翻译资料，他们先后翻译的资料大约有200万字之多。到1990年，李灏同志几次问我证券交易所筹备得怎么样，指示能开业就早开业。我说已经都报到总行了，因为我们在筹备的时候，就报给总行了，总行也批准让我们筹备。我们全都筹备好后，正式报总行，总行也报到了国务院，国务院要安排会议讨论。1990年的11月22日，李灏书记和郑良玉市长到深圳交易所了解我们的筹备情况，当时他们就问，筹备得怎么样了，我记得王健和禹国刚就说都准备好了。后来李灏又问我，能行吗？我说行，现在就等着总行的批文了。他问还要审批？我说要等总行下文件。他说要总行下什么文件，就你深圳人民银行下文件，先试营业。这样，就在没有总行批准的情况下，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敲响开市钟，开始试营业。1991年4月16日，总行的批文才正式下发，这时深交所已经运作半年，才领到了“出生证”。1991年7月3日，深交所举行了正式的开业典礼。

深交所试营业时，采取手工竞价方式，就是接到客户委托后，需要红马甲口头报价，手写在白板上。事实上，当时电脑撮合系统早就准备好了，我们在硬件、软件，包括培训人员上，都准备好了，只是当时没有启用。这事跟我有关系。我之前去法国和英国都看过，他们那个交易室只有电脑，没有什么人。我也看过香港交易所、美国交易所，他们那里还都有穿着红马甲在跑、在喊、在叫。我后来考虑，新中国成立后就没有股票，大家都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所以我想，是不是还是弄一批经纪人，穿着红马甲，在场地来回跑，喊叫一下，这样让老百姓有一点感性认识。我提了这个意见，大家还都赞成，所以采取了这个方案。

1990年，深圳当地的证券营业部只有三家，股市热的时候，三家证券营业部人山人海，根本挤不进去。因此，人民银行深圳分行陆续批准设立新的证券营业部，到了1991年，券商队伍扩大到十几家近20个网点，交易渠道不畅的问题有所缓解。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1992年，外地不少机构来到深圳，申请设立证券营业网点。

当时有三十多家券商报到深圳人行来，但是我们的主管行长不批，后来他们都反映到我这儿来了，证券处也跟我说很着急，这事怎么办。我就找了主管行长问情况，他说现在市场上上市公司就这么几家，有的时候还吃不饱，再批出那么多怎么办？我说，以后需要的可能比这些还多，得为市场的将来发展做准备；再说，你考虑的不是我们管的事，我们只是看它的出生合不合法，能不能出生，能出生就批它出生，至于出生之后，它有没有奶吃，没有奶，是喂一点面糊糊，还是喂一点苞米面，这个不是我们考虑的问题，是它自己的事。但是他还是不太同意。最后我就告诉证券处，都拿来我批，我一下子批了三十多家。后来随着市场发展，这些网点还真是派上用场了，都发挥了作用。

1992年，经人民银行深圳分行批准，105家内地证券公司成为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单位，其中，部分省市与深圳正式联通，开始了异地代理证券买卖。外地券商的加入，使得深圳的股市开始辐射全国。

证券公司规模起来了，我又打起了基金公司的主意。当时，国内还没有基金公司，我去国外考察时见过。当时老百姓风险意识很差，觉得买股票就能赚钱，亏的时候就骂，有的甚至扬言要炸深圳人民银行的大楼，有的叫嚣着要到人民银行的大楼上去跳楼，拿他没办法。个人承担风险的能力确实有限，机构投资者就会专业一些，也有比较强的抗风险能力，我就考虑深圳是不是也可以发一个基金？正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天我走路上班，穿过荔枝公园的时候碰到了陈儒，他是个研究生，我知道他，因为那时候深圳金融系统研究生没有几个，我说你怎么一早有时间在这儿逛，他说我辞职不做了。我说你是学金融的，你去搞个基金嘛，搞出来你就去当总经理。他说那可以啊，我说你拿出一个办法。一个月之后，他真给我拿出了一个办法，一个章程，我看了看，什么开放基金、封闭基金，我也搞不懂。我知道机构投资是干什么，但是具体的我就不懂了。为了弄懂这事我去找了香港法国里昂信贷银行证券公司经理顾家利先生，想让他们搞个专门的培训。他们建议我出国实地看看，边看边讲效果更好。于是我们去了英国和法国，考察基金的运作。出访回来，我差不多搞懂了，我修改了陈儒给我那个办法和章程，改完之后陈儒说你改的几个地方都是我在写稿子的时候就有疑惑的，你什么时候学的，我说我这是现学现卖。

就这样，深圳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于1992年10月8日批准成立，这是我国第一家按照国际化运作、专门从事投资基金管理的公司。1993年1月19日，这家公司发行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按照国际惯例运作的基金——天骥基金，一次性公开募集成功，总规模5.81亿元。三四年后，深圳投资基金公司管理的基金资金超过10亿元，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专业资产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不眠之夜 危急中处理“8·10”股市风波

1992年5月，上海取消涨停板，股票一天涨了一倍，股票热顿时席卷全国。8月深圳发布消息，将于8月9日和8月10日发售500万张新股抽签表，上百万股民从全国各地涌入深圳。由于发行方式存在问题，在加上发行中出现走后门问题，8月10日傍晚，一些没有买到抽签表的人开始游行，少数人开始使用暴力，发生群体性事件，史称“8·10”股市风波。

那天晚上，我正在陪同市领导为陈慕华副委员长送行，席间书记和市长纷纷被叫走了，我已经觉察到不对劲。一会儿秘书就给我打电话，说政府通知你马上过去开会，要从后门进。我一听从后门进，就估计是出事了。进去一看，市政府大院里武警部队坐了一院子，都荷枪实弹，市政府大门外有两辆汽车还在燃烧，催泪弹还在响。这个时候开现场会议，连三层的会议室都没进，就在一进门的传达室里开。大家谁也不说话，人没到齐，还在等，我就坐在李灏旁边。后来人一直到不齐，李灏就说，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明年的5亿股票的发行额度移到现在来用。现在马上出去公布这件事，让股民再去排队，这样可以分散群众，否则没有别的办法。他说，王喜义，你去给我落实这件事，明天早上八点钟要给大家再发抽签表。我说，这么快吗，表都发没了，现在再重新印也来不及啊。他说，你马上就给我落实。

我马上坐车赶去印刷抽签表的光华印刷厂。到了印刷厂，他们的工人都出去看热闹了，就只剩几个领导。我向他们了解纸张的情况，因为为了防伪，印抽签表的纸张是之前打算印特区货币的纸，是从西安库里调来的。我一问，纸张根本不够。算了一下，如果印成兑换券，一张顶十张抽签表，还得印出五十万张，又得多余留三十万张备用。所以就决定把兑换券的大小缩小六分之一，这样可以印八十万张。纸的问题解决了，时间也不够啊，印刷一共需要七道工序，这个怎么办？后来我就跟他们商量，把十道工序减到三道工序，只留姓名、序号、身份证号三栏，赶紧开始干，并组织人边印边包，先远后近地来送。然后我又回到人民银行，之前已经通知的各大金融机构领导在那儿等我开会，部署这件事。会议要求再也不能开后门，不管谁跟你要兑换券，你都不能开后门，已经出事了，谁再开后门就要处分谁。另外，次日再发售抽签表这件事还得有个公告，让股民都知道。我给特区报的领导打电话，他说都这么晚了，工人都走了，现在这么辛苦，谁这时候起来。我说是辛苦，给大家报酬，这事紧急，出多少奖金由你来定，钱由我来付。就这样，又连夜印了公告，贴到全市300多个发售点上。

这个晚上我到处东奔西跑，一夜没合眼，早上八点多一切就绪，我终于放下了心。8月11日，股民在原来的发售点前面排队，买到了连夜印好的兑换券，秩序很好，没有再出事。这一场风波终于平息了。当夜，李鹏等几位中央领导都给李灏书记打电话，关注“8·10”事件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