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指导思想

继续坚持改革开放。1993 年 11 月，十四届三中全会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做出的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战略决策，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有必要继续坚持。构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基本框架。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制定了继续深化改革的总体蓝图，将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具体化、系统化，构建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是这一阶段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使我国改革进入了全局性整体推进的新阶段。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所有制结构方面，1997 年 9 月，十五大提出并论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并第一次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 年 3 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明确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分配制度方面，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十五大提出要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

2．重要实践

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积极推进各项配套改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健全宏观调控体系。从 1993 年开始，我国在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外汇、计划、投资、价格、流通、住房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配套改革相继取得重大突破。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促进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三）逐步推进阶段（2003-2012 年）

从 2002 年 11 月党的十六大至 2012 年11 月十八大召开前，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阶段。这一阶段，党中央、国务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基础上，坚持改革方向不变，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注入强大动力。

1．指导思想

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定不移地推进各方面改革，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这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取得重大进展。党的十六大立足于中国已经解决温饱、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的基础，进一步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构想，并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了党章，强调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重要实践

农村综合改革逐步深化。一是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完善土地流转办法，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改革征地制度；二是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产品市场和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三是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一方面，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现代市场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健全，财税、金融、投资、社会领域、就业和分配体制改革等稳步推进。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一是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二是深化沿海开放，加快内地开放，提升沿边开放，实现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三是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立足以质取胜，调整进出口结构，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四是创新利用外资方式，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发挥利用外资在推动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四）全面深化阶段（2013——）

从 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召开至今，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阶段。这一时期，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任务，我国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不断增强，改革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拓展，推出一千五百多项改革举措，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开放型经济水平全面提高。

1．指导思想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2017 年 10 月，党的十九大会议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这一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许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极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改革开放理论：一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完整的展现了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总体框架，使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关键环节、重点领域、主攻方向更加清晰，内在逻辑更加严密，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提供了强力保障；二是提出和贯彻新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实现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创造性地回答了新形势下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实现发展的重大问题；三是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对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科学分析，提出了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重大战略判断，深化了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为把握经济形势、制定改革开放政策提供了科学指导；四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经济矛盾运动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应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五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利于增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形成改革开放新的动力源，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2．重要实践

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继续深化国企改革。党中央、国务院坚持问题导向，坚持试点先行，国有企业改革呈现出全面推进、重点突破、成效显现的崭新局面，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改革发展道路。一是基本完成了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出台了“1+N”政策，形成了顶层设计和四梁八柱的大框架；二是改革重点任务不断落实落地，重点难点问题不断取得新突破，包括深入推进“十项改革试点”、稳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国资监管体制机制不断优化等。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中央及地方政府在财税、投融资体制、市场准入、信贷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及小微企业、产权保护等多方面出台政策，优化、改善营商环境，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通过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

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一是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二是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三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四是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五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一是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健全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推进宏观调控目标制定和政策手段运用机制化，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价格等政策手段协调配合，提高相机抉择水平，增强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形成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机制，推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完善；二是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三是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

三、财税改革成为深化改革的突破口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财政分配体制是“总额分成、一年一定”，也就是所谓的“统收统支”。1980年2月，国务院颁发《关于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的暂行规定》，决定从1980年起统一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新体制，按照行政隶属关系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支范围，地方以收定支，自求平衡，包干使用。实行两步“利改税”后，适应新形势的需要，1985年国家调整了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体制。1988年，国家再次调整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实行了“多种形式包干”的体制。l992年，十四大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式确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建构，财政包干体制已明显滞后，要求财政分权改革进一步深化，并建立新的更加规范的财政管理体制与之协调配套。1993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新体制按照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合理划分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并根据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原则明确划分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权，进一步理顺和规范了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还建立了中央财政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从1994年至今，在分税制框架内推进了一系列具体改革，包括出口退税机制改革、农村税费改革、财政支出管理体制改革、所得税改革、《预算法》修订、营业税改增值税改革、国地税征管体制改革、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改革、资源税改革，并开征车辆购置税、出台环境保护税法、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调整相关税种收入中央地方划分比率等。亚当斯密曾说过，财政乃庶政之母。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未来财税改革的方向是要建立现代财政制度。2014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国财税体制改革再出发，到2020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需要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改善财政支出结构。近些年来，我国财政支出中公共服务、减贫等民生支出比重有增加，政府行政性支出和竞争性领域的投资支出比重有所下降，但与国际通常情况相比，我国财政预算支出中行政性支出比重仍然过高，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支出比重仍然偏低。从广义公共支出看，政府投资支出显著过高。未来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一个主要内容，是改善财政支出结构，向服务公众、改善民生的方向转型。要继续推进实现预算公开透明、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并且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改变财政预算收支和政府性基金收支分立的状况。

从“民生财政”的角度分析，民生是社会权利维度的基本问题。财政改革要从庞大农民工群体的基本权利保障入手来考虑，城乡区域人口大规模流动对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责任划分提出了新的挑战。流动儿童的教育、医疗和养老、农民工的基本住房保障及公共服务的同城待遇等民生问题，都要求财政从地理静态转向人口动态，让“公共服务找人”，而不是让“人去找公共服务”，让包括流动人口在内所有人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中央转移支付与农民市民化挂钩、实现流动儿童生均经费可携带、与人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共同事权和支出划分改革等，表明财政改革正在朝着治权的方向前进，为国家治理奠定基础。

虽然减税降费以后财政收入会减少，但现在的公共支出和社保支出相对不足，需要进行结构调整。近年来，在减少和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增加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方面有小幅改善，但现在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不足，具体的标准并不明确，其实可以根据中小学的适龄儿童数量等来确定教育支出，保证在公共服务方面做得更好，减少差距。专项转移支付又太多，转移给哪个地方也没有具体标准，导致使用效率很低。通过调整可以实现更公平有效的财税体制改革。

要进一步降低企业非税负担。降低合规费用，停征、减免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降低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等部分政府性基金征收标准，深入治理乱收费，让企业轻装上阵、聚力发展。可以设立国家融资担保基金，采取再担保、股权投资等形式支持开展融资担保业务，完善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政策和税费优惠政策，缓解小微企业、“三农”主体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四、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依然在路上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资本市场。没有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就很难有中国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很难有今天如此强大的金融体系竞争力。今年是中国资本市场从创立到发展的第28个年头。28年来，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经历了“摸着石头过河”、“先探索试点，再规范发展”等等阶段，逐步走出一条“符合市场规律且尊重国情”的道路，成长为世界第二大规模的资本市场。我国金融体系市场化程度有了根本性的提高，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发展，证券化金融资产的规模在不断增大，其比例也在不断提高。在市场化的同时，中国金融科技化程度也越来越高。中国金融的功能也在发生深刻的变革，从单一的融资服务过渡到提供融资服务和财富管理双重功能并重的时代。金融已承担起居民和社会所要求的财富管理使命，这意味着资本市场的作用将更充分发挥。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起步于1990年深沪两个交易所的成立，这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一大里程碑。两大交易所的运行具有开天辟地的意义，而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更是对资本市场发展、两个交易所迅速发展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掀开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篇章。

2005年进行的股权分置改革是资本市场发展的第二个里程碑事件。股权分置改革给了中国证券市场第二次发展的动力和空间，甚至是第二次生命。如果深沪两个交易所的成立运营是开天辟地的，那么，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则是登高望远，创建了一个崭新的平台。 从1990年到2005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但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却比较缓慢，截至2005年中国资产市场规模仅有1万亿元，股权分置给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制约作用。所谓股权分置，即当时A股上市公司的股份分为流通股与非流通股，这就造成上市公司有两类流动性存在明显差异的股份，同时这两类股东也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流通股股东希望企业能做好，增加利润。而非流通股股东，因本身股份不能转让，其兴趣点主要在于融资，至于企业是否能够做好，他们并不是特别关心。股权分置问题长期悬而未决，不仅影响市场对A股股票进行合理估值，影响证券市场预期的稳定，使上市公司治理缺乏共同的利益基础，更是影响市场投资者信心的重要因素，是造成股市长期低迷的关键症结之一。改革让我们必须造就一个所有股东利益一致的股权结构，让这两类股东具有共同的目标，让两类股东资产具有共同的流动性。中国资本市场要增强实力，就要让大型国企回归A股市场，并努力把优质企业留在国内资本市场，让国内的投资者分享这些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所创造的财富，同时通过改善上市公司结构来提升中国资本市场的竞争力。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可以充分体现出这一点，从当年额度审批制到如今的核准制，再到目前正在探索的注册制，不断向市场化方向迈进。从发行上市到信息披露，从并购重组再到退市机制，中国资本市场已拥有一整套完善的机制规则，资本市场规则正在逐步定型。

五、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全面扩大开放

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是先行先试、先易后难，又统筹兼顾、协调推进的历程。 “摸着石头过河”这一经典话语，对于大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推进改革起到了重要的战略指导作用。改革首先聚焦“三农”，然后逐步从农村到城市、由农业到工业、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由沿海到内地；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过渡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由点到面，是改革开放的经验之一。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无论是农业改革还是工业改革，决策之前，试点先行，验证方案是否可行、是否科学，取得经验后再扩大到面，扩大到全国。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由点到面逐步推广的典型案例。  

上下联动，是改革开放成功的经验之二。如果只有决策层面的主观意志，而没有群众层面的主动配合，不可能达到目的；同样，如果只有群众层面的主观意志，而得不到决策层面的支持，一样也不会成功。经济特区的成功设立，就是上下联动的又一典型案例。

改革之箭已经射出，不可能再收回；开放的大门已经打开，不可能再关闭。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如何让改革更深更准，让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对改革开放40年最好的纪念，就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判断改革成效的标准不在于出台了多少文件，而在于促进了什么样的发展，改善了何种程度的民生。换言之，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多少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进入新时代，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改革发展面临着新任务新挑战。今天，改革开放又到了一个关键时刻，推进改革开放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国际上，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愈演愈烈，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世界正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国内结构性矛盾和问题越发突出。要综合运用四大政策手段：一是处理好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关系；二是大力推进“有感”减税降费；三是给民营经济预期注入确定性；四是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凝心聚力做好自己的事情。

以改革开放的眼光看待改革开放，从坚持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到运用试点先行、逐步推广的科学方法；从坚持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相结合，到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好三大攻坚战，促进“六稳”工作落地见效……新一轮改革开放要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定力和韧劲，驱动中国号巨轮驶向更加深广的水域。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必过万重山。我们要坚定信心、保持耐心、瞄准靶心、树立雄心，绝不犯颠覆性错误，把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举得更高，把改革开放的脚步走得更稳。开新局于伟大的社会革命，强体魄于伟大的自我革命，携手创造下一个40年的更大奇迹！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委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