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安

1987年底，我应深圳市委书记李灏之邀，从北京南下，来深圳当体改委主任。来深圳之前我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为什么会毅然南下呢？

1 企业改革方向之争

企业改革怎么搞，成为当时争论的一个焦点。

一种意见是搞承包。认为农村承包的经验适用于企业，一包就灵的说法盛行，全国刮起了企业承包风，国家经委还选择首钢作为递增包干试点。我写出建议强烈反对，政府同一家家企业谈承包基数，这有很大的随意性，形式上是把“保险”交给了国家，风险则留给了企业，但由于信息不对称，企业发展潜力究竟有多大，政府没底而企业有数，往往导致承包定额偏低。效益上去了，好处由企业拿走；完不成定额时，企业可以找出许多理由，政府也没办法。

一种意见是利改税。但一刀切下去，差的企业承受不了，交不起；好的企业虽然利润高，但再加上调节税，企业也没有什么积极性。

还有一种意见是股份制。我就是主张搞股份制的。但当时争论非常激烈。中国人民大学的吴树青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小企业适合搞股份制，大企业不适合搞股份制。其实他整个说颠倒了，大企业才更适合搞股份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