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改革再出发,风起好扬帆。值此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证券时报》推出“壮阔东方潮改革奋楫时”大型专栏,邀请政府部门官员、知名专家学者和行业领军人物献计献策,涓滴成流,汇聚成新时代改革开放的磅礴大潮。

第47期余永定:中国应该加速国际收支结构的调整

余永定,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发改委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前所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前会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委员,曾任全国政协委员。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

第47期 余永定:中国应该加速国际收支结构的调整

余永定,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发改委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前所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前会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委员,曾任全国政协委员。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

 

余永定

中国长期保持贸易顺差的原因

储蓄过剩缺口和经常项目顺差两者也可以互为因果、相互作用。在不同时期,孰为因、孰为果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还有一种情况,即两者同时由第三者决定。

中国为什么会长期保持贸易顺差?考察中国贸易顺差最常用的分析框架是基于如下的恒等式:S-I=X-M。

这里,S代表储蓄,I代表投资,X代表出口,M代表进口。

这个恒等式表明,过剩的储蓄等于贸易盈余。关于中国贸易账户盈余原因的讨论,基本上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中国贸易账户盈余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储蓄-投资缺口为正,这派观点可称为“结构派”;另一派则认为原因在于几十年来那些旨在促进贸易盈余的政策,这派观点可称为“政策派”。

其实,S-I=X-M只是一个恒等式,并不能说明储蓄过剩和经常账户盈余两者的因果关系,因果关系只能根据实证分析来判断。储蓄过剩缺口和经常项目顺差两者也可以互为因果、相互作用。在不同时期,孰为因、孰为果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还有一种情况,即两者同时由第三者决定。

举例来说,从某种均衡状态出发,美国突然对中国实行极高的关税壁垒,中国的X-M突然由顺差变为逆差,等式的左边会不会相应发生变化呢?既然是恒等式,它肯定会发生变化,但变化如何发生则难以预判。最简单的情况是,出口产品突然卖不出去了,变成了存货。存货增加按照定义是I的一部分,I马上增加。I的增加量恰好等于出口的减少量,所以恒等式两边依然保持相等。

结构派和政策派都有道理。但我认为,相当一段时间内,政策派观点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长期以来中国外汇短缺,当年邓小平去联合国参加代表大会,翻箱倒柜才找出几万美元。中国因此产生了一种强烈动力:要增加外汇储备。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政策目标就是要积累外汇储备,我们的口号是建立“创汇经济”,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奖出限进”的政策,于是外汇储备就逐渐地增加了。直到2003年,在经济学界的辩论中,几乎没有人试图通过中国的投资和储蓄关系来说明中国的贸易顺差问题。虽然投资和储蓄肯定与贸易顺差是有关系的,只要有经常项目顺差,必然有储蓄大于投资,但在那个时期没人认为中国的贸易顺差是储蓄大于投资的结果。

事实上,如果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实际是贸易顺差)是储蓄大于投资的结果,我们只要维持较高的储蓄率,让储蓄率高于投资率,就自然而然会有贸易顺差了。我们为什么还要推出这么多出口导向政策?显然,没有出口导向政策,中国是不可能自然而然地维持贸易顺差的。一些人用储蓄过剩解释中国贸易顺差,无非是想证明中国的贸易顺差同中国汇率政策无关,中国不应该让人民币升值。

当然,我们也不能把中国的储蓄缺口的存在简单归结为贸易顺差。在最近几年,情况更是如此。如果我们要问为什么中国存在储蓄“过剩”,除出口导向政策之外,还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例如,社会保险制度缺失、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国企留利过多、年龄结构老龄化,等等。当我们讲储蓄过多的时候,也是在讲消费太低,这个在逻辑上是等价的,所以解释为什么储蓄过高,也就是解释为什么消费过低。

因为是差额,S-I过大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I不够大。中国投资不大吗?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一部分人提出,中国投资率实际上并不高。因为按人均算,中国投资水平非常低,此话不假。关键问题是投资的增长速度。你能以什么速度消化不断增加的投资呢?这是关键问题。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接近50%了,这在全世界是没有的。为了减少贸易顺差,我们是否可以再进一步提高投资率?白重恩教授提出中国投资效率明显下降,这种下降同投资增长速度过快有关。2009年推出刺激计划是有道理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过快过急了。通过提高投资率减少贸易顺差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副作用可能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