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 贝多广

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进程中，有两个目标是大家孜孜以求的，那便是市场化和国际化。在国际化目标中，人们对境外公司到国内A股市场发行上市进行了持久的探索。

前不久，从中国存托凭证（CDR）相关规定的隆重推出，到互联网巨头小米、阿里相继推迟CDR发行计划，CDR这一话题不断引发市场热议，而持续半年之久的独角兽回归A股之路也最终遇冷。由此我不禁回想起，实际上，境外公司境内上市的计划并非新鲜事物，我们在这方面已历经20多年的探索。我本人有幸作为其中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希望借此做一点简要的回顾，并分享我对这一问题的一些思考。

三个阶段的探索

对境外公司境内上市这一问题的探索，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最初大约在1993年底、1994年初，我回国担任中国证监会国际业务部副主任不久。时任首席会计师兼国际业务部主任汪建熙交给我一个任务，去会见Richard Breeden先生。Breeden先生是美国证监会前任主席，时任永道（Coopers & Lybrand）会计师事务所（1998年与普华合并为普华永道）国际董事长。他向我介绍说，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之一的戴姆勒奔驰公司提供咨询服务，当时正在为奔驰公司在中国A股挂牌上市做积极的尝试。我了解到奔驰公司主要还是从市场营销的角度考量，借助当时国内稀缺的股票资源，拓展大陆市场，提升在华销量。他们当时提出了“让奔驰车主成为奔驰股东”的计划，即购买奔驰车的车主也可以购买到奔驰股票，而这一股票可以在国内A股上市发行。当时我认为这一计划既大胆又非常具有想象力，很值得推动一下。

几乎与此同时，东亚银行主席李国宝表达了东亚银行作为一家致力于推动国家发展的港资银行，期望能成为国内首家A股上市的境外企业，而且东亚银行可以考虑为此整体在境内上市。随后，我在证监会与东亚银行进行了专题的讨论。

根据境外公司提出到境内上市的诉求，汪建熙主任指示我对此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说实话，当时我对资本市场一知半解。我以为中国资本市场刚刚起步，应以国际化方向作为目标，引入国外优质公司在境内挂牌上市是件非常好的事情，可以借此优化境内上市公司结构并提升市场的规范程度。所以，我当时提交的建议报告非常正面积极，表达了期望尝试推进的想法。按照程序，需要征求相关部委意见。国家计委财金司表示非常支持，但外经贸部外资司则迟迟没有反馈意见。我打电话催问得到了不同意见：目前阶段我们的国家战略是要充分利用外资，而不是让外资来利用我们本来就稀缺的资本。于是，此事也就搁浅了。这可能是有关境外公司境内上市的初次探索，是一场仅限于管理层内部关于政策边界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