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电话需要缴几千元的初装费，因为供应量有限，我们一直没有放开预收初装费。后来许多群众反映说，不管什么时候能装上电话，让我们把初装费先缴了吧。听取了大家的意见，我们在解放路96号杭州市电信局市话营业厅办理电话安装登记，并预收电话初装费。没想到，这一发就不可收了，成千上万的群众来营业厅前排队，队伍从解放街延伸到旁边的皮市巷，把皮市巷都挤得水泄不通。有的用户天没亮就来排队，有的用户排了一天的队，营业厅要下班关门了，他们也不回家，继续排队，直到第二天上午营业厅开门。为了缓解这种状况，后来，我们在拱墅体育馆设立市话装机临时受理点，体育馆场地大，可以为更多的人办理装机登记。

市电信局每天都收到大量的群众来信，接待大量的群众来访，人们强烈希望自己家能早日装上电话；外出开会，兄弟单位的领导催我们快装电话；走在马路上，也会有用户来问，他们家所在的地区何时集中装机；接受本地媒体采访，一定会问“如何解决我市装电话难的问题？”

看着用户们盼望装电话的那种焦急，我们也是心急如焚，电信员工努力以最快的速度使我们这个城市所有的待装户都装上电话。

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没有花多少年的时间，不仅我们这个城市，我们整个国家都全面普及了电话设施，中国成为世界上电话网络规模最大、电话用户数最多的国家。

为什么我国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在解决了电话供应短缺的问题，一举成为“电话大国”？

首先是全社会对发展通信的重视。大家都意识到，没有现代化的通信设施是不可能建立起现代化经济的。各级政府都把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列为发展的重点，并且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扶持电信业的发展。

全面采用数字通信技术加速了电信建设的步伐。以交换机为例，很多县市从人工电话交换机跳过了步进制、纵横制、准电子，直接建设了当时最先进的数字程控交换机。在传输系统建设上也采用了先进的光纤通信系统。

我偶尔会与我们的年轻员工谈起以前“装电话热”的情景，告诉他们，面对“装电话难”的压力，当时我们有多烦恼。年轻人笑着说，那是幸福的烦恼，我们现在想要这样的烦恼都没机会呢。

手机改变生活

上世纪80年代，当我们还在忙于解决“装电话难”的问题时，移动通信开始登场了。1987年，中国内地第一个蜂窝式移动电话系统在广州开通运营，全国各城市也都相继建立了移动电话系统，手机开始进入了人们的生活。

移动电话刚进入市场的时候，价格昂贵，只有少数人用得起。携带一部体积庞大的移动电话可以被看作身份、地位和财富的象征。那时，人们把移动电话称为大哥大。《大学生》杂志举办“评选1993年大众流行语”活动，大哥大与下海、申办奥运、第二职业、发烧友等一起被选为当年的十大流行语。

没多久，市场对移动电话的需求迅速爆发，这种需求的爆发力甚至超过了当初固定电话市场的“装电话热”。

我们判断，固定电话提供两个固定地点之间的通信，而移动电话可以实现人到人的通信；固定电话的基本普及点是工作地点和家庭，而移动电话的基本普及点是个人。移动电话的使用带来了人与人之间沟通的一次飞跃。那时我们预测，不需要多长时间，每一个人都将会拥有手机。

但是，2005年中国移动决定大举建设农村移动通信网络，开发农村移动通信市场的时候，许多国际投资银行分析师都表示了反对的意见。他们认为，移动通信的主要市场在城市，如果要在农村建设移动通信网络，无论建设成本还是运营成本都会很高，而农村地区的消费能力低，投资成本很难收回，这样就会影响公司的财务业绩，损害投资者的利益。中国移动是在香港和纽约上市的公司，投资银行的分析报告会直接影响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表现，我们向来都很尊重他们。我们反复向投行分析师们解释发展农村地区移动通信的重要意义，告诉他们，我们有能力控制成本。但是一时无法说服他们，有的分析师说，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没有把移动网络扩展到农村地区。看来，只有用行动来回答了。

在不长的时间内，中国移动的网络覆盖到广大的农村地区，包括偏僻的山区和海岛。正如我们预期，农村地区具有对使用移动通信的强大的需求，网络建成后，迅速出现了农村移动通信业务的快速增长，农村业务成为中国移动收入增长的新的驱动力。公司不仅实现了营收和利润的大幅增长，上市公司的市值也快速上升，中国移动成为全球网络规模最大、用户最多、市值最高的电信运营商。投资银行的分析报告对发展农村移动通信的评价全部转向正面。

世界经济论坛的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教授第一次见到我，就问，中国移动每月增长多少新用户。我回答，平均每月增长500万户。他感慨地说，500万户就是瑞士电信用户的总数。

移动通信是典型的规模经济，在手机发展的关键阶段，中国的电信运营商抓住了发展机遇，迅速扩大网络规模，而且保持了优良的网络质量，我国的移动通信网络质量在国际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意大利电信的前任CEO佛朗哥·贝尔纳贝先生曾任中国石油的独立董事，他去过新疆。他几次对我说，万万没想到，连塔克拉玛干沙漠上都有中国移动的网络覆盖。

移动网络的覆盖广度和深度是推动手机的各种新应用发展的基础。随着微信、微博、移动支付的普及，手机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手机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建立制造生态系统

1G阶段，我们使用的全部是进口设备。当时全国有两个网，A网使用美国摩托罗拉设备，B网使用瑞典爱立信设备。移动电话终端也全部是从国外进口的。

2G阶段，出现了一大批合资企业，当时国际上移动通信设备的制造商如诺基亚、摩托罗拉、爱立信、西门子、阿尔卡特、北电网络、朗讯等都在中国建立了合资企业。这些合资企业实现了移动通信设备的本地化生产，但是设备的品牌都是国外的。

在2G建设进入高潮时，中兴、华为等国内企业也进入了移动通信设备供应商的行列，这些企业扎扎实实地同时在国外和国内市场推进他们的产品，快速成长起来。

记得当时华为创始人兼总裁任正非先生请我们去公司，他特别推荐我们参观华为的数据中心。华为刚刚完成了生产流程的建设，流程中所有的信息都通过数据来反映和汇总。他说，华为在移动通信设备制造方面起步比外国公司晚，但是基础一定要扎实，华为的生产流程是按照全球最高标准建立起来的，有了这样的流程，无论生产什么产品都会是高质量的。

在国内移动通信市场上，华为选择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早期国外厂商提供的移动通信设备大多是面向城市地区的，华为提出了一个“边际网”的概念，按照“高速度、低成本、广覆盖”的建网思路，开发出适应边际网建设的技术与专用产品，可以大幅度降低边际网投资成本，提高运营效益。这正好与中国移动在农村移动通信市场“低资费、低成本”的经营战略相吻合。中国移动在建设农村移动通信网络时，大量地采用了华为和中兴提供的设备。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后，一批大名鼎鼎的国际电信制造巨头倒下了，如摩托罗拉、诺基亚、北电网络、阿尔卡特、朗讯。但是中国的通信设备制造企业超越到国际电信设备制造业的前列。

与网络设备制造业相似，手机设备制造业也走过了一条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道路。

第一步，国内厂商引进了手机制造的生产线，但是手机的品牌、技术、设计和元器件都由国外厂商提供的，我们只是完成了最后的装配。

第二步，建立了手机制造的供应体系，提供各种配套元器件，提供相关的加工服务。

第三步，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全面提供手机整体设计，芯片设计，元器件制造，整机组装等，出现了一批手机产品的自主品牌。

今天，全世界的手机大部分都是在中国制造的。

近年来，我国的手机制造业承受了很大的压力。美国提出制造业回归，以增加就业的机会。新兴市场国家凭借劳动成本的优势，也想转移手机制造业。但是，中国制造的手机产量仍然每年增加。2017年我国制造手机18.9亿台，同口径比较，比2016年又增长2.2%。

这得益于我们经过几十年努力形成的手机制造生态系统。我去年曾调查了几十家上市公司，这些公司都是手机制造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访谈中，这些公司的领导都认为，要转移手机组装的生产线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要建立一个手机制造的完整的生态系统，是需要很长时间积累的。

手机制造的生态系统催生了一大批中国品牌手机。看到华为、VIVO、OPPO、小米等优秀的中国品牌受到消费者的青睐，作为同行，我为他们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