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意大利史学家哲学家克罗奇提出的观点。原意大概是指“只有当前的精神活动与感情体验和历史重合之时。人们才能认识历史，从而对历史进行解说”。

举个例子，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在因循守旧的大多数朝代都是负面的，唯有进入20世纪之后，中国人意识到必须以自身变革应对全球化潮流，对王安石的评价才变得正面起来。

另一个争议颇多的人物是站在变法反面的宋仁宗赵祯，元代编撰的《宋史》为了照顾南宋遗民的情绪，对他的评价算得上温情脉脉，一边承认他在内政外交方面都没什么亮点外，另一边却又评价宋仁宗在位是“忠厚之政”。

但后世史学家一般不买他的账，大都认为宋仁宗是个平庸之辈罢了。遗憾的是，历史学家向来不真正掌握对历史的解读权。

近20年来，随着网络时代兴起，网红文化学者们往往不顾史料，把宋仁宗吹捧为唐太宗之外的另一种“明君”，尤其让人莫名其妙。

从史料看，在宋仁宗在位时，他在治国方面的举止失措经常被臣子们指责，著名的“冗兵冗官冗费”的三大弊病，就是在他执政期间凸显出来的。后世更统计在北宋167年时间里，共发生民间“变乱”142起，平均每年0.85起。而仁宗在位的42年里发生了60起，平均每年是1.43起。

所以当时欧阳修才会说：“今盗贼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如一火，天下祸患，岂不可忧!”。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宋仁宗的形象在他死后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由于王安石变法得到皇权的支持，反对变法的旧党为了和“宋神宗-王安石”这一政治联盟对抗，又抬出宋仁宗这座大神来和变法派打擂台，企图用“先帝之法”来压倒“祖宗之法不可守”。

从这个时代开始，文人笔记中对宋仁宗的美化越来越多，诸如“半夜想吃羊肉却为了节俭忍住不说”之类的掌故被“塑造”出来，虽然官方记录显示仁宗作为皇帝远远算不上节俭，宫廷开支远超前代。但愿意认真看史料的人又有多少呢?

而宋仁宗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网络上推崇的“千古名君”的原因为何？

一方面，我们这个时代提倡政治人物有“亲民接地气”，文人笔记里的宋仁宗故事无论真假，不可否认更好流传，大众也愿意听到一个“亲民的好皇帝”故事，这大概是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由于宋仁宗皇权暗弱，反而让当时的名臣士大夫有了更多的表现空间。例如包拯刚正不阿的破案故事背后，其实是皇帝对后戚们的纵容。

在后人看来，北宋中后期的人物，数量众多且富有个性，苏轼的文采风流，范仲淹的高洁志向，包拯的明断是非……每个人都有一筐故事值得津津乐道。那个时代的人无意中呈现出来的“人杰辈出与文化多元”，都被归功到了宋仁宗个人身上。

原因之三，大概是源于我们当代人对和平生活的眷恋，宋仁宗在位42年不怎么折腾，虽然并未像汉武唐皇那样开疆拓土，甚至为了避免战争对敌国做出经济让步。但他却保持了国内的大体和平（虽然事实并非如此）。这也让21世纪初享受了长久和平的中国人倍感认同。

历史就是过去与现在无休止的对话。远眺时间长河的上游，我们看到了什么，其实也取决于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和自身状态。

（作者系武汉历史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