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东亚国家经历了长达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世界银行对于这一情势给予了高度关注。1993年，由该行牵头编撰并发布了一份题为《东亚的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的报告。报告将日、韩、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誉为“东亚奇迹”。之所以编撰发布报告，目的是旨在于总结该地区经济增长的经验，好向全球推介。

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他在200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对此却不以为然。1994年，他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东亚奇迹的神话》的文章，提出东亚经济是没有牢固基础的“纸老虎”。克鲁格曼明言，这种模式不具可持续性。这一言论一经发表便引发轩然大波，克鲁格曼的言论大大激怒了李光耀、马哈蒂尔等“东亚奇迹”地区的领导人。面对愤怒的李光耀们，克鲁格曼并没有就此保持缄默。1996年，在他的《流行国际主义》一书中，坚持了原有观点，并提出“亚洲奇迹”根本就是“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幻灭”。

就在同年，另一位美国人、被《华盛顿邮报》誉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一位思想家”的著名农业和生态学者莱斯特·布朗，出版了一本题为《谁能养活中国》的著作。在这本著作里，莱斯特·布朗给我们描述了一个令人恐惧的前景——伴随着水资源的日益短缺，高速工业化进程对农田的破坏，以及人口的急剧膨胀，中国在21世纪初期，将无法独自养活10多亿人口。这本著作给当时的世界，抛出了一个大大的问题，“谁来拯救由此引发的全球性粮食短缺和动荡危机？”该书一经出版，其震撼程度丝毫不逊色于克鲁格曼的《东亚奇迹的神话》。

随着时间的推移，克鲁格曼和布朗的假说，一个被证实了，一个被证伪了。就在克鲁格曼的质疑，如在兴头上浇下的一盆凉水，众人权当胡话一笑了之之时，预言居然变成了现实：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如海啸一般席卷东亚和南亚。此前，嘲笑他、被他预言激怒的人，都纷纷闭上了嘴巴。而《流行国际主义》一书则在短短两年内重印8次，大卖120万册，成为经济学领域难得的大众畅销书。

反观莱斯特·布朗就没有这样幸运了。他的言论一出，就遭到了袁隆平院士的有力挑战。作为对布朗言论的回应，袁院士向世界宣布：“中国完全能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中国还能帮助世界人民解决吃饭问题”。事实也正如袁院士所预言的那样，中国人“端牢了饭碗”——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2019年全球粮食展望报告显示，2019年全球粮食（仅指谷物类）总产量约为27.22亿吨。按照接近77亿人口计算，全球人均粮食产量约为700斤。中国于该年的粮食总产量为66384万吨，全球占比为24.4%。按照14亿人口计算，我国人均粮食产量约为950斤——比全球人均粮食产量高约250斤。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用全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全球22%的人口。

那么，问题来了。为何克鲁格曼和袁隆平院士的研判是对的，而布朗和世行的研判却被证伪了呢？原因在于克鲁格曼和袁隆平院士把握到了技术进步这一要素，而布朗和世界银行则没有。

克鲁格曼之所以会得出亚洲模式只是纸老虎的判断，所基于的理由是，东亚经济的增长是粗放型而非集约化，这种模式侧重于数量扩张，而轻视了技术创新。因而克鲁格曼进而推断，这种“奇迹”是“建立在浮沙之上”，注定不具可持续性。而袁隆平院士之所以敢于“回击”布朗的预测，其底气也来自于作为科学家的他，对技术进步的自信。正如大北农集团常务副总裁刘石先生发表于证券时报APP上的文章所论及的，“中国粮食的增产和能够吃饱肚子的主要贡献在于：1、以袁隆平先生为代表的杂交水稻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及其品种；2、以李竞雄先生引进玉米单交种技术和培育的中单二号等一系列品种；3、尼克松访华后中国陆续进口和建成的16套化肥生产线和陆续引进和生产的杀虫剂，杀菌剂和除草剂等技术；4、以小岗村为先导的农业生产家庭联产承包制——即改革开放；5、市场机制的建设和不断完善。”

刘石的这一归纳和总结，颇符合经济学家对增长的分析。在经济学家们看来，经济之所以增长，原因可归为三类。一是制度，这就是经济学家常说的“路径依赖”，意思是只有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才会有迅速的增长，家庭联产承包制无疑就是这样一种好制度；二是投入，主要是指劳动与资本的增加；三是技术进步，这其中，以袁院士为代表的杂交水稻体系的建设，其贡献无疑是巨大的。反观莱斯特·布朗，他显然忽视了这一要素。

总之，克鲁格曼的质疑和袁隆平的回击，之所以能够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有一点笔者想能够为大家所接受，那就是，“没有技术进步就没有持久而稳定的增长，不管是粮食产出还是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