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6日，“国是论坛：2025年会”在京举行，多位专家学者围绕消费这一核心议题展开深度讨论。与会专家普遍认为，扩大消费不仅是当前稳增长的关键支撑，更是中长期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可通过培育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完善制度保障等多项举措，全力推动消费提质扩容，有效提升居民消费率，进一步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

消费市场呈现“向稳向新”态势

“扩大消费已成为中国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二级研究员王微梳理了近年来中央层面的政策部署，从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着力扩大内需”，到二十届四中全会“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大力提振消费”，再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年度部署——2023年“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2024年“着力扩大国内需求”，2025年、2026年将“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置于各项任务首要位置，足见扩大消费兼具短期稳增长与中长期谋发展的双重战略意义。

王微认为，我国已站在高收入门槛上，推进现代化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生动力便是消费需求，在高收入发展阶段，消费与国民经济增长的关联更为紧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稳定锚。而疫情之后，消费对稳定经济增长的作用愈发凸显，恢复和扩大消费成为稳定经济的重要途径。

对于当前消费市场运行态势，王微将其概括为“向稳、向新”两大特征。“向稳”体现为增速逐步企稳，2025年1—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4.0%，较去年同期的3.5%提升0.5个百分点，尽管呈现前高后低态势，但总体运行平稳。

“向新”则表现为四大新动能加速集聚。一是服务消费成为核心增长动力，出行、度假、文化娱乐、体育健康构成服务消费“新三样”，2024年服务消费零售总额同比增长6.2%，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7个百分点，2025年以来增速持续加快，保持领先优势。

二是数字绿色新消费动能强劲，2025年实物商品零售额增长5.7%，新能源汽车销量有望连续两年突破1000万辆，截至9月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已达947万辆。

三是供给侧新赛道不断涌现，首店经济加速发展，每年超2000万种新产品涌入市场，推动国潮国牌崛起。

四是政策支持与对外开放协同发力，免签入境政策扩容带动境外消费增量，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等政策形成全方位支撑，为消费市场稳定运行筑牢基础。

新质生产力催生优质消费需求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提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高质量增长，而经济运行的数量和质量均取决于需求侧，其中消费需求作为总需求的核心组成部分，其质量直接决定经济增长质量。

在苏剑看来，优质消费即“边际效用较高的消费”，这类消费能让消费者愿意支付更高价格，进而提升企业收益率、降低银行不良贷款风险，保障经济运行质量。但他同时指出，传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虽能扩大需求，却无法培育优质需求，反而会埋下风险隐患，财政政策通过扩大政府开支或减税刺激需求，会加剧政府债务负担；货币政策通过降息拉动投资，会导致投资项目预期收益率下降，且利率波动易引发企业亏损，增加银行危机风险。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2010年前后欧洲债务危机，正是这两类政策弊端的典型体现。

真正的优质需求源自新质生产力。苏剑强调，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人类历史上的各类商品最初均为新产品，其出现创造了全新消费需求，且初期能提供高边际效用，推动企业高质量盈利和经济健康增长。

苏剑认为，新质生产力通过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再通过工艺创新降低生产成本、扩大需求规模，最终实现经济量的合理扩张与质的有效提升。

多维度破解居民消费率提升难题

“扩大消费、扩大内需不是权宜之计，是战略之举。”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指出，提高居民消费率，对内可以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循环，对外可以改善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关系。

罗志恒分析，提升居民消费率仍面临部分挑战：居民消费能力不足，尤其是财产性收入偏低；社会保障制度与居民期待存在差距，区域和群体保障不均衡；流动人口市民化程度不高，制约家庭消费释放；高端高质量服务供给不足，供需匹配度有待提升；劳动者工作时间偏长，限制服务消费需求；消费环境仍需进一步优化。

罗志恒认为，政府层面，可推进财税制度改革，将税收分享从生产地原则转向消费地原则，引导地方政府聚焦消费环境改善，同时调整财政政策导向，更加侧重居民和家庭；收入分配层面，稳定楼市股市、增加股市分红以提升财产性收入，逐步提高劳动者报酬，推进个人所得税家庭征收改革，完善财产税调节机制，适当提高农民粮食最低收购价；社会保障层面，推动国资财政与社保联动改革，将部分国资划转用于社保建设，探索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改革为全民最低养老金制度；供给与环境层面，优化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完善假期制度，可考虑增设重阳、七夕等传统假期，兼顾消费释放与就业创造，实现供需均衡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