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记者 卢斐

随着资本市场改革的深入，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理念也逐渐在全市场推行。由此可以看到，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充分性在逐渐提升。以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为例，有数据显示，仅2014年至2019年，上市公司年报的平均篇幅就从155页增加到了210页。

不过，在年报披露篇幅大幅增加的同时，上市公司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实名披露率的大幅下滑，则显示出明显的反差。

上市公司普遍回避披露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名称，取而代之的是，大规模进行代码式的匿名披露。这种现象直观地反映出，市场关注的关键信息的披露，在朝着模糊化的方向演进。这种模糊化的信息披露，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首先，作为保障资本市场在轨运行的基石之一，信息披露显然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如果大范围的上市公司通过一二三四五、ABCDE等模糊化表达的方式进行信息披露，无疑将使得信息披露的严肃性大打折扣。

其次，信息披露的基本要义之一，是致力于降低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只有信披透明度的提升，才有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因而，强调信披透明度，应是一个需要秉持的重要理念。如果默许上市公司以各种理由进行模糊化披露，便会传递出一种信号，让上市公司误认为，在信披透明度上，是有可能与监管“谈条件”的，进而对制度规则的约束力造成影响。

第三，为了降低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在关键信息披露上，应尽可能实行强制披露，减少模糊披露的空间。上游供应商和下游客户的产业链信息，是评估公司价值的重要信息，这在市场已有共识。这类信息的披露，不仅有助于市场透明度的提升，也有助于加强公众对隐蔽关联交易乃至财务造假的有效监督。

当然，上市公司所主张的“保护商业秘密”之理由，也应予以考虑，确需基于资本市场的整体利益，去权衡信息披露的成本与效益。

从市场的角度而言，上市公司在IPO时，可以放弃主张商业秘密，并完整披露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明细信息，而在上市成功后便以商业秘密为由不予披露，这个理由的说服力未免牵强。退一步说，公司能够到达上市的阶段，说明企业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行业地位，那么其客户、供应商情况，身为竞争对手的同行大体都知道，也很难说这是秘密。再者，企业既然选择了做公众公司，就应该认识到需要承担更多的信息披露义务，并自觉朝着运营更透明的方向走，就像公众人物需要牺牲部分个人隐私一样的道理。

从这个意义来说，上市公司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这样的关键信息，应尽可能实行“应披露尽披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