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目前，美欧多国面临着40多年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以美国为例，刚公布的5月份CPI同比和环比分别上升了8.6%和1%，继续创下40多年的新高，这一数据不仅高于市场预期，也让此前不少人抱有的“通胀高峰已过”的预期落空。高通胀还打击着金融市场投资者的信心，困扰资本市场，引发剧烈波动。可以说，通货膨胀是当前美欧多国面临的最大的经济敌人、棘手的民生难题和烫手的政治议题。

与以往的通胀相比，此轮通胀的产生和演化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有疫情期间多国财政货币政策大幅度放松对消费、投资需求刺激的原因，有疫情和地缘政治因素对全球供应链短期破坏造成的供给抑制效应，也有全球大宗商品行业过去多年投资长期不足形成的瓶颈制约，还和一些大国央行货币政策判断、应对失准密切相关。这种多重因素交织造成的困境，为过去几十年来所未见，令许多人联想起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等经济体“通胀咆哮”的情景。如何治理这种成因复杂的通货膨胀，货币政策操作能否在不制造一场衰退的情况下成功摁住通胀的牛头，已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心头之痛。

治理当前的通胀无疑要从需求和供给两侧同时发力。需求方面，有必要果断收紧货币来抑制过热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在美联储多次加息的预期和行动之下，美国企业旺盛的生产投资活动目前有所降温，劳动力市场紧绷局面有所松动，这将缓解工资上涨压力。一度火热的住房需求也开始降温，房价开始出现见顶迹象，建材等价格出现回落，货币政策对需求侧的去火效果将逐步体现。

但是，加息等货币紧缩政策很难对供给侧起到拉动作用。传统能源增产需要时间，有赖于地缘政治因素缓和，有赖于生产商对未来市场环境预期改善，愿意加大投资力度。新冠肺炎疫情何时得到有效控制仍存不确定性，全球供应链和物流压力一时难以得到有效缓解。这无疑增加了全球携手应对通胀的难度。

在引发通胀的各种因素中，贸易保护和逆全球化不可忽视。关税壁垒不仅直接抬高物价，贸易保护还有拉高通胀底线、降低全球增长潜力、增加全球经济波动性等长期负面效果。而拆除贸易保护主义之墙，重回经济全球化轨道，于短期内有助于全球共同抑制通胀，于长期内为世界创造更美好经济前景。

美国经济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进入低通胀、低波动、较高增长的“大稳健时代”，全球经济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进入长期较快发展却没有发生严重通货膨胀，就深深得益于自由贸易地理范围的扩展以及全球分工合作的深化。在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主持下，关税、非关税壁垒持续降低，跨国投资障碍不断排除，生产和服务在更广范围内进行，企业成本得以降低，资本回报因之提高，消费者得到了更便宜和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提高了生活质量，总体物价也得以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所有人都受益于自由贸易。

近些年来，受偏狭政治势力、民族主义等因素干扰，全球化进程受阻，贸易保护主义有所回潮，供应链受到人为干扰，生产者成本上升，货币购买力出现下降，消费物价上涨，大多数人利益受到损害。

历史证明，自由贸易和全球化顺利之时，全球产业链分工和协同更加高效，供需缺口更易弥补，各国政府抑制通胀的资源和手段更多，反之，经济增长潜力更难实现，通胀等问题就更易暴发、更难驯服。当下各国正在合力迎战通胀，急需摒弃保护主义，让自由贸易的好处惠及普通消费者，缓解社会矛盾；从长期看，降低长期通胀，提高全球增长潜力，也需要推动自由贸易和全球化重回轨道。我们期盼全球各国理智的决策者尊重经济规律，顺应全球化大势，摒弃贸易保护主义，早日战胜通胀，让全球经济重回持续健康发展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