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产业研究部负责人 崔雷

7月18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发布，明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7月21日，新华社受权发布《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全文，分三大板块、十五部分、六十条，为中长期发展做出了全面、全方位的指引。

充分学习、理解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深刻内涵，并在实际工作的开展过程中，慎思笃行、学思践悟，是下一阶段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结合对宏观经济形势的观察，分享对《决定》的学习思考。

一、结合时代背景与国际形势理解《决定》的内涵

按照康波周期理论，全球经济活动每50—60年的时间维度内，会经历繁荣、衰退、萧条和回升等四个阶段。自工业革命爆发以来，全球已经走过了四轮康波周期，目前我们很可能正处于第五轮康波周期的萧条阶段的尾声。一方面，全球均处于经济活动较为困难的时期，世界各国人民对经济的体感都比较差；另一方面，当前的周期位置已较为接近于“回升”阶段，我们正在熬过“黎明前的黑暗”。每一轮康波周期均有其主导地位的产业或技术，如本轮康波周期的主导产业为智能设备（硬件）与信息技术（软件），推测下一轮康波周期可能会以新能源（硬件）与人工智能（硬件、软件相结合）为主导，推动全球经济走向新一轮的繁荣。

回顾世界经济史的发展规律来看，每一轮全球经济增长扩张期都会迎来全球化周期，而每一轮全球经济增长收缩期都会迎来逆全球化周期。逆全球化是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必然结果，中美摩擦可能只是加剧了这一进程。当前，中国商品出口的全球份额已处在高位（2023年占比14.2%），近百年来仅有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曾达到过这样的份额占比水平。由于我国在供给端、在产品力层面的全球竞争优势，未来中国的出口全球份额仍可长期维系优势地位，但需警惕以“去风险”之名行“去中国化”之实。近年来，全球地缘裂痕持续加剧。我国在科技领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与不公正对待：例如，美国政府将多个领域的中国科技企业或研究机构列入实体清单，限制我国企业发展技术及融入全球产业链。但值得警惕的是，俄乌战争以来，俄罗斯面临欧美国家的多种制裁，涉及金融、能源、科技等领域，生动展示了美西方所掌控的经济、权力工具，也是我国推演和防范地缘裂痕再加剧的或有风险的重要案例。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与国际形势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之路，这也意味着我们未来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方面，均要做出大量的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二、结合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理解《决定》的内涵

世界银行在2024年6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对我国2024年的预计GDP增速相较于2024年1月的测算上调了0.3%至4.8%，显著高于全球整体水平（2.6%），略高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增长率水平（4%），我国仍是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之一。

按照支出法对我国GDP增长来源进行拆解，“三驾马车”中，消费的拉动作用更强且相对较为稳定。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其重要性在近年来愈发凸显。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3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5.2%，其中最终消费支出拉动GDP增长4.3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拉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向下拉动GDP 0.6个百分点。净出口虽然在直接的GDP拉动中体现的作用不强，但有很多间接的贡献，比如推动产业发展、提高居民收入，从而促进消费和投资，间接推动GDP增长。

“三驾马车”逐一拆解来看：

现阶段，消费整体呈现弱复苏和强分化的态势。2024年1—7月社零同比增速仅为3.5%，远低于去年同期7.3%与去年全年7.2%的增长水平；消费者信心指数从2022年4月大幅下跌之后，始终未能有效恢复。消费虽然仍在“复苏”，但力度偏弱。社零表现明显分化：一方面是“K型”分化，以我国乘用车的销售结构为例，高价格商品销量增长、低价格商品销量收缩，据乘联会数据，30万元及以上车型销售占比由2018年的7.0%增长至2023年的13.7%，而10万元及以下车型销售占比由2018年的37.7%缩减至2023年的20.4%；另一方面是行业分化，地产、汽车相关行业的复苏较弱，通讯器材、体育娱乐、烟酒等表现较好。

未来展望来看，我国消费端的潜力巨大，有望进一步激活。消费的潜力来自于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当前，从消费能力来看，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2023年约43.9%，按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显著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一般在60%—85%）；从消费意愿来看，疫情冲击下，居民的储蓄意愿显著提升，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消费意愿，央行《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2019年12月，居民“更多储蓄占比”“更多投资占比”“更多消费占比”的三项数据分别为45.7%、26.3%、28.0%，而至2024年6月，该三项数据分别为61.5%、13.3%、25.1%。虽然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很难在短期内快速提升，但近年来政策层面已采取了广泛的措施，着力于激活消费潜力。在提高消费能力方面，宏观政策致力于提升分配的均衡性，一方面是政府、企业、居民三部门间的均衡分配，我国宏观税负水平持续压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GDP比重由2015年的22%降低至2023年的17%；另一方面是居民部门内部的均衡分配，致力于降低基尼系数、实现“共同富裕”。在提高消费意愿方面，在居住、教育、医疗等领域均有强效政策出台，通过优化公共服务供给，逐步降低预防性储蓄，提振消费意愿。

现阶段，资本形成主要受地产投资的拖累较显著。房地产业固定资产完成额累计同比数据自2022年4月起转负，此后持续在负值区间维系，2024年1—7月地产投资累计同比数据降至-9.8%，整体呈加速下行趋势；考虑房屋新开工等先行指标仍不佳，下半年地产投资仍会拖累固投的整体表现。基建投资分行业来看，电力领域的拉动作用比较明显。制造业投资与产能利用率出现背离，对制造业投资的长期持续性构成一定压力。

未来展望来看，财政仍可发力，地产磨底后仍具空间。至2024年6月，我国中央政府杠杆率水平为24.6%，中央政府加杠杆，是打破“经济下行—财政收入下滑—债务风险增加—债务收缩—经济继续下行”这一负反馈的有效手段之一。2024年6月底，个人住房贷款规模37.79万亿元，低于2022年底的38.8万亿元的水平，显示市场信心仍不足。但我国的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比，可能仍是欠发展的：国际比较显示，城镇化率与人均GDP水平正相关，当前我国人均GDP水平为1.27万美元、城镇化率为66.2%，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同发展阶段时比，我国城镇化率水平是偏低的，例如，英国在人均GDP达1.3万美元时、其城镇化率为78.2%，日本在人均GDP达1.2万美元时、其城镇化率为76.6%。虽然社会上对房地产价格存在种种争议，但房地产的固定资产投资的空间仍是较为广阔的。

现阶段，我国的出口数据体现出了较强的韧性。在外汇市场剧烈波动、贸易壁垒的背景下，我国2024年上半年累计出口金额较去年同期增长6.9%，较超市场预期。同时，我国出口结构也出现了一定的变化，对比2024年上半年与2017年的出口占比，美国仍是我国最大的贸易对象（2024年上半年占比14.1%），但较2017年的占比下滑了4.4%，对俄罗斯的出口占比则上升了1.2%至3.0%。

未来展望来看，我国的产业升级将使我国的出口结构日益优化。过去的十几年，中国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推动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2007—2021年间，中国高技术产业出口总额年化增速达7%，领跑全球，显著高于澳大利亚2.7%、德国1%的水平，而美、日、加等国该产业的年化增速为负值。我国产业升级的成果在出口商品结构中有所体现，对比2017年与2024年上半年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其中，“新三样”（电动车、锂电池、光伏组件）、机械设备及零件、车辆及零件的占比增长显著，占比变化情况分别为1.3%增至4.8%，8.1%增至9.5%和3.1%增至4.8%；纺织服装的份额明显缩减，占比由15.5%降至11.4%。随着我国产业升级的进程不断持续，出口结构的优化趋势也将继续延续。

三、对《决定》的学习及理解分享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对市场与政府关系的基本定位。因此，要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组合下，去学习和理解政策。当前，正处于较为难熬的周期位置，市场上对“政策定力”与“相机决策”存在一些误解。笔者的理解是，所谓“政策定力”，即是政策总是在试图寻求全局最优，而非“帕累托”最优，为实现全局最优，可能不得不作出使得部分群体利益受损的政策，而这是由我们集体利益大于个体利益的民族性所决定的，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长期兴盛、近年来快速复兴的重要原因之一。所谓“相机决策”，即是我们的政策具有快速转向、调整的能力，会根据环境形势的变化予以响应，不能简单线性外推。在笔者看来，中国宏观政策的特点是，战略意图明确、公开、连续、稳定，便于凝聚社会共识、形成合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即是明确的长期政策主线，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即是明确的重要实现路径。

7月21日，新华社受权发布《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全文。对比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两次《决定》说明的核心考量，可以看出，我们的顶层设计在保持高度一致性的基础上，做了递进式的更高要求。例如，对《决定》的四个“迫切需要”的说明，其中，“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的迫切需要”，对应“完成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各项战略目标和工作部署”，并做出了递进式的更高要求；“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对应“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并做出了递进式的更高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迫切需要”，对应“着力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并做出了递进式的更高要求；新增加的“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行稳致远的迫切需要”，主要指向新增加的地缘分歧所带来的扰动。

《决定》的内涵丰富，对国家发展做出了高瞻远瞩的战略规划和全面、全方位的战略部署，需要反复认真学习、广泛讨论、深入交流。限于篇幅和个人认知能力有限，笔者在本文主要分享对《决定》中有关“新质生产力”相关的内容。

四、从《决定》看“新质生产力”的未来发展

通过学习《决定》全文，能够感受到顶层设计对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高度重视。相关的新举措、新提法包括：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建立人工智能安全监管制度，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等。此外还有部分领域做出了政策层面的边际调整，更能鼓励“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例如，在国家创新体系方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提法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提法为“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完善国家实验室体系”；在中小企业方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提法为“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提法为“鼓励科技型中小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在财政经费方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提法为“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技术创新项目和经费分配、评价成果的机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提法为“赋予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更大经费支配权、更大资源调度权”；在科研成果转化方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提法为“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提法为“允许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大自主权”。通过这些关键的新政策与政策调整，我们可以看到顶层设计对于激发创新活力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深刻理解与迫切诉求。

第一，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必然的战略选择。

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主要来自劳动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即“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等三方面。以美国为例，据经济学家Denison测算，其1928—2011年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不同阶段的经济增长驱动因素会有所差异，1928—1948年、1948—1973年、1973—1982年、1982—2011年间，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分别为1.42%、1.40%、1.13%、0.99%，资本的驱动力分别为0.11%、0.77%、0.69%、1.18%，TFP的驱动力分别为1.01%、1.53%、-0.27%、1.06%。观察美国的近代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基本盘，是核心的慢变量；而全要素生产率是X因素，对经济增长可能起正面或负面效果，弹性较大。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说，2021年，随着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14%，中国正式进入老龄社会，将面临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灰犀牛风险。在劳动力驱动因素呈长期缓慢下行的背景下，“中美分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们的战略选择、也是必然的战略选择，即，一定程度上放弃美元资本的经济助力，全力推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一方面，资本形成对我国的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已较强，2023年，资本形成对我国GDP的贡献率达43.1%，而美欧日等发达国家该指标一般在20%—25%，印尼、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该指标一般在30%—35%，继续推动投资拉动可能面临边际效益递减；另一方面，TFP也是我国经济快速崛起时期的重要推动力，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王鹏等测算TFP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率，1997年—2007年，年均贡献率为36.2%，2008年—2012年以及2013年—2021年，TFP年均贡献率分别为17.2%和36.4%。

因此，以TFP引领未来的经济增长，推动我国产业链在国际分工中向价值微笑曲线的高位移动，由生产制造环节规模化地进军到产品研发与营销服务等高毛利率环节，是我国必然的战略选择。

第二，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空间巨大。

根据国科大陈凯华教授发布的《国家科技竞争力测度、演进与国际比较》报告测算，我国科技竞争力已提升至第二梯队领军水平，仍落后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产业化能力与研发效率优势显著，且相对优势仍在持续扩张。中国的工业附加值占比由2000年的6%提升至2021年的26%，全球领先优势明显，表示我国既是制造业大国、也是制造业强国。我国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尚不及发达国家，2021年我国研发强度为2.43%，发达国家中，韩国此指标为4.93%、德国此指标为3.14%；但我国的研发产出效率显著更高，PCT专利申请量来看，我国与美、日同属第一梯队，且小幅相对领先，并均显著大幅领先于韩、德。另外，我国具有“人才红利”的长远优势，2011年理工学院本科毕业生人数为88.98万人，至2021年增长至131.45万人。极强的制造业产业化能力、极高的研发效率以及极具持续性的人才优势，为我国的TFP再提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三，以“补链、延链、升链、建链”为主要发展方向。

“新质生产力”的未来发展方向主要体现在补链、延链、升链、建链四个方面。补链，即“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提升战略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科技日报曾经于2018年梳理了35项“卡脖子”技术领域，如今除了极少数领域，当年的35项“卡脖子”技术多已得到突破。延链，即“立足产业规模优势、配套优势和部分领域先发优势，巩固提升高铁、电力装备、新能源、船舶等领域全产业链竞争力”，我们国家在轻工制造、机械、电气等部分领域，已占据全球50%以上的市场份额，具有较强的产业链控制权，具有沿产业链上下游延展的能力。升链，即“引导和支持传统产业加快应用先进适用技术，加大技术改造和设备投入，用新技术新业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链，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也即对传统产业，用高端、智能、绿色的方式进行重构。建链，即“在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孵化与加速计划，谋划布局一批未来产业”，从无到有孵化出新的产业。

在潜在的未来引领产业，即新能源和人工智能等领域，中国已具备一定的产业优势。中国在新能源行业的全球优势已十分显著。以光伏行业为例，产业链各环节的全球领军企业几乎均为中国公司；过去10年，生产端的快速迭代，成本、技术、规模及全球份额方面的优势均在不断加强。在风电、新能源汽车等其他领域，中国产品的全球竞争力也在日益增强。人工智能领域已在金融、医疗、交通、安防等多个垂直场景深度落地，应用场景拓展势能强劲，商业化进程加速。虽然现阶段在算力芯片与领军的大模型企业等方面，我国较美国仍存在明显差距，但我国的产、学、研各方均高度活跃、百花齐放，技术与产品的迭代速度极快，对产业的未来长期发展仍可满怀信心与期待。

在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过程中，我们深刻领会到《决定》的深远意义和深刻内涵，本文分享了笔者在学习中的一些思考，期待与众同仁一道，将全会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实际行动推动《决定》的贯彻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