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眼看市】

我国将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绿色低碳、生物医药、数字经济、新材料等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扶持，同时将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等作为未来产业展开前瞻性布局。这些被称为“新质生产力”的产业与升级中的传统产业形成了稳与进、破与立以及补链与延链的关系，最终共同构成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支柱。

张锐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的2024年九项重点工作中，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置于首位，表明我国经济动能的新旧切换进入快行道，同时意味着科技创新作为经济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的核心支撑势必得到超级强化与空前夯实，而从产业成长的长周期规律要求看，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作为一项更具长远意义的战略任务安排也将获得政策的连续助力与驱动。

我国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的国家。尽管如此，整个产业链条或产业链的某些环节上依然存在不少缺陷，主要表现为：部分产业处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组装和加工制造等中低环节，“微笑曲线”两端的占比较低，行业关联效应以及协同共振性不显著，产业组织的规模效应与集群效应不够强大，不少行业产能过剩且库存周期长，同时产业的空间布局和地域分布上存在不少趋同化与同质化倾向等。但是，这些传统“低端产业”却又是经济活动的重要微观基础，是创造与满足市场需求的重要供给主体，甚至可以将它们看成衍生新兴高端产业的重要母体，自然就不能“一退了之”，而应当对其进行产业转型升级。借助科技创新的强大赋能，传统化产业整体朝着代化产业跃迁的背景下，产业体系会更趋健全与完备，产业层级会更加健康与完善，产业链功能会更为健壮与完整。

不同于前两次科技革命我们错过了宝贵机遇和落后于人，在以互联网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以人工智能为标配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中，中国站到了与发达国家同一起跑线的位置。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增材技术等都可对传统产业进行深度赋能与价值再造，如大数据技术可以帮助企业发现市场新需求，增强产品个性化与精准化服务功能，实现柔性制造；云计算与物联网可以拓展企业资源要素配置空间，实现泛在制造；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支持企业降低成本，提升生产效率，实现极端制造；增材技术则可充分利用材料资源，完成便捷制造。对接与嵌入这些先进技术，企业与产业便可迈入高端化与智能化的强势行列。

任何技术的应用均要不菲的成本，尤其是不同行业创新要素禀赋本就不均衡，不可能所有企业与全部产业都能通过自身科技创新完成转型升级，这就需要搭建各种专业性的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尤其是高能级创新平台的核心赋能与策源优势，以广泛带动相关各层级专业平台的有效策应与高效协同，构造出针对目标产业链的全方位能量输出矩阵，确保科技创新作用于产业升级的功能饱满溢出。不仅如此，为了尽可能加快传统产业的升级进程，有必要创建全国性与区域性的科技创新型产业转型升级载体，建设一批特色和优势突出、产业链协同高效、核心竞争力强、公共服务体系健全的新型产业升级示范性园区或基地，支持与推动各种科技创新要素与平台资源朝着园区与基地汇拢，引导与激励链上企业和大项目向着园区和基地集聚，最终以产业集聚联动出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

传统产业更多的是在占有与扩张物理资源、增加与提高机械设备投入等重资产背景下成长与发展起来的，这种产业成长方式不仅面临着资源稀缺性的制约，而且遭遇到融资成本以及人力成本曲线愈来愈陡峭的挑战，同时会产生破坏资源以及污染环境等更多的负外部性，而更为重要的是，多种要素瓶颈约束下，各个产业只能处于封闭状态，产业的辐射与联动协同功能受到抑制，企业跨环节以及产业跨领域获取额外利润的能力较为贫弱。也正是如此，在推动传统产业升级的同时，需要通过科技创新培植与催生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

我国将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绿色低碳、生物医药、数字经济、新材料等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扶持，同时将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等作为未来产业展开前瞻性布局。这些被称为“新质生产力”的产业与升级中的传统产业形成了稳与进、破与立以及补链与延链的关系，最终共同构成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支柱，由此不仅带动我国整体产业链向高端迁移，而且还会撕破产业藩篱，在各产业内部以及产业之间形成耦合协同格局，既可提高产业链全要素生产率，也能增强产业链潜在生产率。

既然新的产业赛道由科学技术特别是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凝结而成，首先就必须加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颠覆性技术研发，加快产出原创性、突破性、引领性重大科技成果，对此要充分发挥国家实验室、国家级科技创新中心的引领作用，推动企业、大学与科研机构等智力资源与创新资源的通力合作，形成以龙头企业为中心、高校院所支撑、各类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创新联合体，打造出强大的战略性与未来性技术供给体系。同时，服务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颠覆性技术研发，必须创建出要素聚合、转化服务、成果展示、产业育成等创新转化服务生态。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发展，全球科技创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学科交叉融合发展，新兴学科不断涌现，前沿领域不断延伸并广泛渗透，技术正在深刻改变着工业生产函数，引领产业发展的新方向；不仅如此，科技创新活动不断突破地域、组织、技术的界限，演化为全球性的创新战略竞争，谁掌握了科技创新的先机谁就赢得了未来，谁把控了科技创新的主动权，谁就可以将本国产业体系的安全神经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理论上说，产业链的完整性和先进性可以促进和提升产业体系的安全性，但却并不能严格确保安全性的牢靠与稳实，因为产业的完整性与先进性很大程度上展示出的是产业体系的国际竞争优势，但若整体产业链或产业链的某环节国产化率较低，即使产业层级再高，产业水平再先进，再有竞争优势，也不能代表产业体系的绝对安全性。而从现实上看，不仅频生的贸易保护主义与地缘政治风波不断地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形成扰动与冲击，而且我国的产业体系本身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关键基础软件和先进基础工艺等领域存在着“卡脖子”问题，关键核心技术缺失的风险事实上成为了我国现代产业发展面临的最大风险。因此，现代产业体系的安全性强调的是在危机与风险时刻，产业链供应链能够展示出强大的韧性，即具有动态应对、动态恢复、动态创新与动态升级的功力，而且在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动能构成中，自我科技创新能力越强，产业体系的安全性就越有保障。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产业体系的安全性，无疑需要凭借与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科技创新的力量，一方面，要提高顶层设计水平，厘清整个科技创新体系的研究方向，制定科学的产业规划以及产业发展目标；另一方面，要紧密依托我国政府强大的资源调配能力与组织动员能力，凝聚和集成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社会资源共同攻克重大科技难题的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强化各类科技计划的统筹协调，形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强大合力。不仅如此，中央政府须强化对地方政府的窗口指导，确保创新资源朝着“卡脖子”领域汇聚，同时创造出全国性与地方性产业联动互补的内循环格局；更为重要的是，举国创新体制必须与企业创新主体结合与互动起来，前者更多在基础技术、底层技术及前沿技术创新上用功，后者则在应用创新、市场创新及场景创新上发力，二者的高度嵌入与契合，最终锻造出有为政府、有力主体、有效市场和大众参与的制度优势。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本报专栏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