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中，生产是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以及自然资本转化为物质资本的累积，不会考虑到自然或社会资本的存量或流动。”斯特恩教授解释道，“从长远来看，这些（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物质资本会损害未来人类发展的根基。”

作者尼古拉斯·斯特恩（Lord Nicholas Stern）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的负责人，也是英国皇家学会院士，2003-2007年间他曾主管英国政府经济服务， 而他另一个广为人知的身份，则是原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特恩的研究和出版了不少关于气候变化经济学的论述，关注点涉及经济学理论，税制改革，公共政策和经济转型国家中政府的角色等等。

今年2月21日，界面新闻记者参加了尼古拉斯·斯特恩、经济学家朱民，以及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的谢春萍博士共同出席的线上发布会，会上发布了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能源基金会，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共同编辑的《拥抱绿色发展新范式——中国碳中和政策框架研究报告》（下文简称《报告》）。报告作者第一署名朱民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原副总裁、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从左至右：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朱民，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谢春平博士。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报告》指出，各国在进入可持续的发展新范式时，需要摒弃过去八十年来主流经济学中使用的总量增长的计算方式。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发展理论使用GDP这一狭隘的产出衡量标准，将物质财富生产和消费最大化作为首要目标，夸大了物质商品和市场化服务的消费对福祉的作用。

具体表现为，经济总量的增长，往往是将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转化为产出，这忽略了一系列更广泛、重要的价值来源——比如健康、教育、环境服务和不平等。这种增长模式依赖于物质资源的投入，碳排放强度大，对环境持续地施加压力。

中国提出在2060年实现双碳目标，将面临发展范式更新的机遇与挑战。

“碳中和增长”：四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

抛开经济体的发达程度不谈，报告作者们认为，中国和西方在实现碳中和的道路上处于相似的位置。这为中国提供了一个重大机遇，从过去40年的 “追赶 ”西方弯道超车，转变为未来40年的 “领跑”。如果说工业革命为西方工业化国家提供了引领世界的条件，那么碳中和所隐含的新的绿色发展模式也同样为中国提供了领跑的机会。

报告作者们认为，尽管中国的净零排放之路充满挑战，这条绿色发展的路也提供着巨大的机遇——在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下追求碳中和不一定会牺牲经济增长。

比如说，为了实现制造业的碳中和，必须拆除或重建大量的旧产业。这就会带来投资搁浅的风险，并对未能转型的产业造成严重破坏。但另一方面，这也使中国制造业总体上具有 “弯道超车”的潜力，在满足未来对可持续制成品和零部件的需求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事实上，在从旧模式向新模式过渡的过程中，碳中和增长最终将成为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尼古拉斯·斯特恩及作者们提出，中国如果能在双碳背景下发挥以下自身优势，则很有可能超越许多发达经济体：

首先，中国政府能够系统性协调和管理国家发展战略的能力。

第二，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以及未来的增长潜力。中国的人口比欧洲和美国的总和还要多，如果中国成功实现全面现代化，其自身就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超过欧盟单一市场。这也为新技术的孕育、孵化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三，中国在零碳技术和生产方面的现有优势。中国已经是许多碳中和技术和产品制造的全球领先者，包括两个最大的产品组——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随着这两个行业的积极发展，这一优势将继续扩大。

第四，中国已经为数字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利用这些加速低碳发展。

作者们认为，随着新能源技术和电动汽车（EVs）等领域的成熟，中国能够在就业机会、效率和经济转型方面快速发展。能源和运输产业已经率先开始展现良好迹象，并且推动中国经济板块下的其他产业。

通过发挥自身优势，中国有可能超越先进经济体，通过稳步推进技术应用的系统性变革和工业生产的重塑，在新的发展战略下，更有效地管理由转型引起的传统产业的滞留成本。

界面新闻记者参与连线采访。图片来源：zoom视频连线截图防止制造业空心化：从制造大国到零碳投资大国

相对于其他产业，制造业的单位GDP是高度碳密集型的，并且在全国范围内的所有碳排放中占45%左右，其中出口占20-30%。对于制造业的改革，作者们希望中国政府将制造业的低碳化置于国家碳中和战略的核心位置。

首先需要加大绿色制造，防止中国制造业的 "空心化"。支持制造业转型的政策指导原则是：第一，避免以过度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维持全球制造业和制成品市场；第二，避免 "空心化”——即无法满足碳中和发展轨迹要求的产业干脆全部外包。 这就要求中国逐步摆脱出口导向型增长，并提供适当的激励措施，鼓励制造业企业在达到脱碳目标和遵守适用法规的同时，保持在中国的业务。

其次，政府应该提供适当的激励措施，鼓励制造业企业寻求碳密集度较低的价值创造方式，充分利用工业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来改造其商业模式。

严格的环境约束，迫使制造业转型，也是至关重要的。目前，中国采用的是 “三线一单”的监管体系，即“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中国还对绝对能源消耗、能源强度、碳排放和材料资源实施了严格的规定。

在监管体系建立的前提下，还要促进产业向高端绿色制造业转型。这涉及到引入监管，限制高能耗、高污染的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以及限制未能达到最低环境和资源消耗标准的产品。

作者们认为，从长远来看，如果中国从制成品的主要出口国转变为零碳海外投资国，将提高中国制造业及其经济的全球竞争力和市场影响力。比如通过“一带一路”对新兴市场投资，能够扩大中国制造业对国际去碳化道路的影响力和贡献。

具体来说，中国可以利用其在新能源产品和配套技术制造方面的巨大优势，以及对外贷款和投资能力，帮助发展中国家避免走传统工业化的弯路，并“跨越式”地发展以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的高效能源。

IMF“碳价分级”措施：有效但仍有不确定

在报告中的“国际气候协作和治理”部分，国际碳定价机制成为作者们关注的话题。从微观和近期来看，碳市场的碳价主要还是由配额供需情况决定。从宏观和长远看，碳价由经济运行和行业发展总体状况和趋势决定。欧盟的排放权价格长期位于每吨50-60欧元，近期首次突破100欧元/吨，而中国的全国碳市场刚建立不到两年，碳价约40元人民币。

高碳价往往意味着损失该国的产品竞争力——同样制造一批产品（尤其是高耗能产品），高碳价国家内的企业需要支付比低碳价国更高的绿色成本。这就导致了“碳泄漏”问题，即严格限制排放的地区把生产转移到气候相关法规较为宽松的地区，虽然完成了自己国家的碳排放标准，全球范围内碳排放却增加了。

经济学家们为了解决碳泄漏问题，提出了许多方案，包括连接全球各国碳市场，国际碳税，和碳俱乐部（carbon club—即碳边境调节机制、碳关税同盟）。由于各国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进程和经济水平差异较大，这些多边碳定价机制中，每一个都饱受争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出了三级国际碳价格底线（ICPF）—ICPF遵循发展情况将全球各国划分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中较为先进的新兴市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三类，并分别对其设置75美元/吨、50美元/吨和25美元/吨的三级碳价格下限，而暂时没有条件实施碳定价的国家也可以通过其他政策工具实现同等减排。理论上来看，它易于实施，尊重各国之间“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CBDR-RC）原则，能够有效防止碳泄漏，并以“碳红利”补偿受影响的低收入家庭和弱势工人群体。

尼古拉斯·斯特恩认为，IMF的这份方案可行且有效，但仍存在不确定性。“这为各国提供了很好的减排激励机制，但仍然会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造成很大的冲击。此外，各国的政治环境也是先决条件。比如，即便我认为美国应该建立碳市场，但根据目前的政治环境，美国不太可能这样做。”斯特恩告诉界面新闻。

斯特恩认为，贸易才是国际气候协作和治理的核心，能在保留竞争的同时，让更多国家参与绿色制造和供给。“在接下来的一年多的时间，中国要支持国际金融机构，尤其是多边开发银行，对新兴市场的投资，才能实现更大的影响力。”他说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则指出，采纳三级国际碳价格底线仍然存在挑战：“中国对于IMF的政策建议是很采纳的，但毕竟中国的碳市场还比较年轻，需逐步提高碳价、逐步推进政策的改革。”

朱民指出，碳定价是核心问题，但提高碳价格，我国还面临着国内、国际两方面的挑战：“国内方面，目前中国的清洁能源发展和产业改造程度还不足以让企业承受这样高的碳价格，企业还需要解决许多重大的生产问题。另外，中国仍处于对煤炭高度依赖的阶段，如何过渡到清洁能源，是另一大挑战。国际层面，各国还需要展开协作，搭建碳交易的基础设施，即有效、真实的碳排放数据测算。如果数据质量提高了，碳交易也能更成熟。”

“现在碳价格系统还不完善，我们还在摸索如何最准确地让碳价反映市场，并且各利益相关者还没有全面动员起来。中国内部也为碳价的阶梯式上升设定了计划，以实现双碳目标。”朱民说。

未来的发展范式：如何平衡过渡？

《报告》认为，中国要实现从传统发展模式到新发展模式的平衡过渡，首先需要建立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和控制体系，并建立健全协调制度，防止系统性失衡问题。例如，建立国家专家委员会和专门的碳中和政策研究机构，改善不同职能系统之间的协调，包括财政系统、金融系统、科技部门和地方政府等。

在建立协调制度的前提下，保持制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放宽对地方政府政策实验的限制，并不断调整适合不同地区、行业和企业具体情况的有效实施方式、政策和具体做法。允许不同地区根据其发展状况和产业构成依次实现碳排放峰值，而不是一刀切。

其中，就业是公平过渡政策的重点。补偿低收入者和弱势工人群体，并在零碳产业中重新安置和培训产业工人。关闭或重组相关的高碳企业，并确保为因此而被裁减的人提供足够的社会保障支持和其他形式的社会援助。

地区层面，可以建立灵活的合作机制。排放量大的地区或企业应能购买碳配额，以减少其排放量。这种灵活的交易机制也应该扩展到电力市场，以鼓励跨省交易。

报告作者们认为，为帮助解决高碳地区面临的财政、社会保障、就业和再培训等方面的挑战，政府可以增加国家公共预算的纵向转移支付，以及区域间和部门间的横向补偿机制。例如，内蒙古、山西和陕西都是煤炭和煤电的出口大户，这些地区的碳排放有很大比例是通过向其他省份出口能源产生的。如果这些碳排放的环境成本没有反映在能源出口地的能源价格中，就应该通过预算转移来补偿，目的是支持这些地区从高排放行业转型的成本。

最后，作者们认为，可以在化石燃料储量丰富的地区推动碳中和发展战略。中国最大的煤炭地区在大多数情况下，其实也拥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具备碳中和发展的良好条件。政府可以发挥积极作用，指导这些地区碳中和产业的规划和布局，通过财政、税收、行业监管和价格政策的结合，促进其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