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研究第一代引路人李迅雷:选择了就一直做下去,直到干不动为止
来源:新财富作者:万丽2022-11-24 20:21

中国证券研究行业从诞生至今已走过30年,李迅雷作为参与者、见证者和引路人之一,尽管影响力随行业壮大日益增加,而他一如既往地平和,给外界的印象始终是儒雅、温和、勤勉、韧性。30年来,李迅雷观察到的证券研究的价值在不断提升:分析师的研究不仅影响到证券领域,还影响到全社会乃至决策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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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万丽

1996年,33岁的李迅雷离开高校,进入君安证券研究所。在那个研究完全由券商内部定价的年代,他一路从普通研究员做到彼时国内最大的证券研究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所长。

2000年初,他喊出“让客户改变我们的研究模式”,率先带领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从内部服务转向市场化的卖方研究,成为同行眼中推动中国证券研究价值提升贡献最大的人之一。数年后,李迅雷加入海通证券,又在短时间内将其研究部门带到新的高度。

2017年,他来到中泰证券,担任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不仅提升了中泰在卖方研究领域的知名度,也让中泰在公募基金的席位分仓佣金的市场份额大幅提升。

管理之外,李迅雷专注于宏观和资本市场研究,且笔耕不辍。在观点嘈杂的市场中,他奉行说真话的理念,敢于表达观点,从不随波逐流,写出了一系列有深刻影响的文章。

尽管已是中国证券研究界的领军人物,李迅雷仍谦逊地认为,不论做研究还是管理,都不是自己的强项,之所以能穿越30年依然在市场上有影响力,仅仅是因为坚持和积累,不断深挖自己的潜能。

未来,他从未设想过要走到哪一步,“因为人生很短暂,一切都会淡去,所以不用刻意去要什么。”面对来自各方面持续不断的咨询需求,李迅雷忙碌到停不下来。他表示,就一直做下去,直到做不动为止。

01、从普通研究员到中国最大证券研究所掌门人

1996年即加入君安证券做研究,李迅雷可谓中国证券界资历最老的一批研究员。他的入行,是在个人兴趣的朦胧引领下,被市场主动挖掘和选择的结果。

李迅雷考入上海财经大学的1981年,是中国恢复高考的第五年。选择专业时,在曾深受动乱之苦父母的指导下,他选择了不大需要和人打交道的统计学。

本科毕业后,李迅雷想回到老家工作,但在计划分配的年代里,五个来自浙江的毕业生只给了一个回去名额,因为当时大学生非常紧俏,财大安排三个浙江学生留校工作,李迅雷也是其中之一,并被安排在图书馆。

李迅雷自小喜欢读书,所以,在图书馆的工作也给了他博览群书的机会。然而,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如火如荼,不甘寂寞的李迅雷决定考当时最热门的国际贸易的硕士研究生,虽然其录取率仅为3%。但硕士毕业后,李迅雷发现其实自己还是更喜欢做学术研究,尽管不少外贸企业向他伸出橄榄枝,但他感觉很难适应需要不断维系人脉关系的外贸行业。于是,他转到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做跨国公司研究。

1988年,李迅雷在同学(原万国证券的总裁助理金文忠,现为东方证券董事长)的引荐下,一起为万国证券编写一本关于证券市场基础知识的书,当时国内几乎没有关于证券市场的书籍。他从图书馆找到一些关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股市的书籍以及一些英文原版书作为参考资料,通过写书,他对证券市场有了比国内绝大部分人更早的认识。

现在回头看,这本书的内容很简单,主要是科普一些金融和证券的常识和概念,比如什么是货币市场基金,而当时这些专业名词却是首次翻译或引入,这对国人是完全陌生的事物。

1990年,随着深沪交易所成立,这本书里提到的各类证券品种陆续在国内落地,李迅雷对证券市场的研究兴趣也日益浓厚。他开始成为《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的专栏作者,而且文章发布频率颇高。与当时市场上流行的预测走势、推荐个股的文章不同,李迅雷喜欢从学术角度,探讨资本市场的定价机制、投资者结构等深层次问题。

那时的中国资本市场风起云涌,股市分析方法多为技术分析,基本上用不到经济学或投资学理论,好在1993-1995年这段时间,国债期货成为证券市场的交易主角,李迅雷写了不少国债期货的研究文章。他利用大学掌握的统计和金融专业知识,精准地计算出对国债期货价格带来巨大影响的保值贴补率,从利率变化背后的货币和财政的逻辑,李迅雷对国债期货品种进行估值分析和走势预测,其研究结论屡屡得到市场印证,在国债研究领域收获了不小的名气。尤其在国债期货市场面临疯狂投机压力之际,他及时在报纸上撰文警示风险,受到了监管部门的好评。

随着市场知名度的提升,君安证券上海部一度邀请李迅雷加盟,而他当时觉得“这个平台太小了”。直到1996年,君安证券、申银万国证券和华夏证券等老牌券商纷纷招聘行业研究员,本土证券分析师正式登上资本市场的舞台。

当时,总部在深圳的君安证券打出招聘研究员的广告称:研究员可享受业务骨干待遇,北京、上海、深圳三地工作任选。33岁的李迅雷去应聘了。

面试时,时任君安证券总裁的杨骏问笔试迟到的李迅雷:你愿意做研究,还是到资产管理部做投资?当时的君安资产管理部是国内券商中规模最大的,而李迅雷对国债的研究已经很有知名度,杨骏认为,他可以直接去做投资。

但是,带着偏爱研究的初衷,以及对自身性格中风险厌恶特征的了解,李迅雷没有犹豫,脱口而出:“我愿意做研究。”这句话成了他漫长的证券研究职业生涯的起点。

3个月试用期结束后,李迅雷被提拔为君安证券研究所宏观研究部的副经理,主要做国债研究,工资涨到1万多元,比在高校工作时翻了好几倍不止。

当时位于深圳罗湖区春风路5号的君安证券研究所,加班是一种文化。李迅雷说,当年深圳有两家公司加班是有单位车接送的,一个是员工配备了行军床的华为,还有一个就是君安证券。

但在那个时代,研究所在证券公司内部尚无清晰的定位,其成果服务于公司内部,研究方式主要是模仿国外投行,进行行业研究和基于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基本面分析,此外,研究员会进行上市公司调研。这与当时证券市场盛行的技术分析截然不同。

李迅雷记得,有些上市公司地处偏远,交通也不便,研究员调研回来,要先手写报告。那时互联网上没有金融数据库,也没有财务模型,研究员要翻报纸找数据,再手工计算,写好后将手稿交给打字员录入,最后研究报告成文和调研的间隔时间一般有半个多月。不过,由于上市公司信息匮乏,而市场需求量大,外加很少有分析师去上市公司调研,出产的研报数量也少,因此,调研报告的含金量都颇高。

与现在相比,当时研究员工作的节奏看似不同,但压力同样不小。鉴于李迅雷在国债研究上的深厚功底,他的研究报告在内部受到较高重视。他记得,一次他计算发现,有一款国债品种的估值高了,便建议卖出,研究所所长连夜把这篇手写的报告送到分管投资的总裁手里。总裁便马上给资管部门下指令,第二天卖出该品种。此时的李迅雷会倍感压力:“还好他们卖出之后,这个国债品种就跌破面值了,说明我的判断还是对的。”

李迅雷在君安证券研究所的成长之路极为顺利。1997年,入职一年便被提拔为所长助理,1998年,他升任君安证券研究所副所长。1999年,君安证券和国泰证券合并之前,李迅雷已经升任君安证券研究所的实际负责人,大家都管他叫“李老师”。

1999年,国泰证券跟君安证券启动合并,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研究所。2000年,两家研究所整合完毕,人员达到90人左右,李迅雷出任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首任所长。这显示他的能力得到了内部的充分认可,“所以那个时候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02、“让客户改变我们的研究模式”

成为所长后的李迅雷,开始酝酿研究所的一场历史性变革。

他认为,研究所免费服务券商内部部门,导致了供给的有限和需求的无限之间无法匹配。此外,对于公司各部门而言,研究服务是研究所垄断的,不管做成什么样,大家都得接受,不利于提高研究质量。若对外服务,要跟外面的同行竞争,研究所自然而然就会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

此时,国内基金行业在初创之后迎来大发展,这为研究所改革提供了大好的契机。于是,李迅雷提出了那句著名的口号——“让客户改变我们的研究模式”,倡导研究员去服务公募基金等外部投资机构,通过市场化的竞争赢得客户,获取收入。

为此,他对研究员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给基金提供的上市公司调研报告,必须回到办公室后连夜完成,次日一大早发布。同时,他对研究员的薪酬进行改革,统一考核标准,并将客户的评价放在第一位,结合研究报告质量,进行综合考评。

在公司,他讲得最多的话是,“要加研究员的工资,我的工资可以不加,但要把研究员工资加得比我高”。国泰君安证券的研究员薪酬开始逐渐市场化。

李迅雷还极其注重提升研究员的品牌。当时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主办一份公司的出版物,叫《国泰君安证券通讯》,李迅雷是主编,他参照《大众电影》的模式,将研究员形象照印在封面上,以提升其市场影响力和研究员的成就感。

虽然数年后卖方研究的改革方向成为全行业共识,但在当时,李迅雷遇到的阻力并不小。

一方面,改革初期,来自基金公司的新收入不起眼,研究所面临较大的压力。“当时基金公司规模偏小,服务一家公司,收费只有10-20万元,研究所一年开支就要小几百万元。这点收入,证券公司根本看不上。”

另一方面,来自公司内部的质疑不断。有人认为,研究所开支由公司财务负担,服务外部的基金公司是不务正业。每年公司年会,研究所的定位都是一个讨论重点:到底是对内部还是外部服务?如何服务?每次都有人提出,把研究所分拆了,组建对口业务部门的研究小组,对公司内部的零售、投行等业务部门服务。

面对争议,李迅雷不怎么发声,在他心里,研究所定位清晰:服务好公募基金,慢慢让更多资管机构成为自己的客户。

2001年,一家咨询机构走访市场上的主流研究所之后,发布了一篇题为《证券研究所孰执牛耳》的文章,称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遥遥领先。这一定程度上帮助李迅雷坚定了信心。

2003年,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选横空出世,李迅雷积极鼓励研究员参评。当年,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在26个行业奖项中拿下11个第一名。2004年,国泰君安继续高歌猛进,拿下29个行业的16个第一名,卖方研究的市场地位进一步稳固。

2003-2005年,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连续3年荣膺“本土最佳研究团队”第一名殊荣。李迅雷更加确信,改革的方向是对的。此时,国泰君安内部对研究所定位的争议也慢慢减少。

2005年,李迅雷升任总裁助理,同时兼任研究所所长和机构销售部总经理。同时管理两个部门,这在当时的证券公司比较少见。

随着中信证券等越来越多券商加入对外服务的卖方研究行列,至2007年,证券研究全行业分仓佣金已经达到54亿元,研究部门可以轻松依靠市场化的服务收入养活自己。2008年,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的分仓佣金收入达到4亿元,与之对比,2002年的这一数据仅为100万元左右。

在很多同行眼中,李迅雷是对中国证券研究转向市场化贡献最大的人士之一。李迅雷个人也于2006年成为了首位新财富首届杰出研究领袖获得者。

03、无为而治,发挥每个人的个性和特长

做研究员出身的李迅雷并不爱管人,他强调“无为而治”,尽量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这种简单化,不是建立一个整齐划一的标准,而是在结果导向的指挥棒下,给年轻人更多的自由度,“比如有些研究员不擅长写报告,但是社交和获得资源能力比较强,能获得客户的正反馈,其在综合评价方面也可以得到相应的提升”。

受到深圳高度市场化模式的启发,李迅雷在研究所内部提出“小所长,大研究员”的理念,把自己的地位降得比较低,营造核心研究员主导卖方业务的氛围。

君安证券研究所曾在公司的局域网建立一个论坛,李迅雷不仅鼓励研究员将研究和调研报告、收集的国内外行业数据等第一时间贴在论坛上,还带头和研究员们在上面讨论问题,争辩激烈时,大家引经据典、彻夜不休,不时迸发思想和智慧的火花。有一次,李迅雷和但斌就技术分析预测的成功率争执不已,“没有人因为我是所长而为我助威”。

在这样的氛围下,研究员成长迅速。

公募机构刚组建时,投研人才紧缺,便大量从卖方挖现成的人才。很多基金公司投研总监、基金经理都来自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以至于那时其每年举办投资策略会,还能顺带协助举办基金公司研究总监座谈会,让各位老友再聚一起,探讨如何提升基金公司研究员的地位。

尽管团队的人才流动频繁,李迅雷却没有想过去买方,因为“当时的基金公司比较多,而有品牌的研究所并不多。另外,基金公司对我也比较尊重,虽然我是卖方,但是自我感觉还比较好”。

2011年末,在时任海通证券董事长王开国的支持下,李迅雷转战海通,再度身兼数职,任公司副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所所长,并在短时间内将其研究所在新财富评选中的排名从十名开外带到新的高度。海通证券于2013年获得了其评选历史上首个“本土最佳研究团队”第一名。随后的2017年,他来到中泰证券,担任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他入职中泰,不仅提升了中泰在卖方研究领域的知名度,让中泰在公募基金的席位分仓佣金的市场份额大幅提升,李迅雷本人也成为了中泰证券的一张名片。例如,他两次受邀参加总理座谈会,并且是券商研究所中唯一被连续邀请成为博鳌亚洲论坛演讲嘉宾的人士。

李迅雷表示,自己从来不指导分析师如何写报告,“最多就是启发”,而且有个原则,就是允许分析师的观点跟自己不一样,“分析师最终是客户来评价的,不是我来评价,分析师工作的关键在于得到客户的认可”。

他经常和分析师们开会讨论,但从不会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他人。会上,他通常这样开头:“我谈谈我的看法,我的看法可能是错的,仅供你们参考。”

多年来,李迅雷见过的分析师无数,但在他看来,要成为一个全能的分析师,“基本上很难”。他认为,一个全能的分析师,应当有较强的综合能力:能做研究,能演讲,又能与客户顺畅沟通。但“大部分人总是偏向于某两项或者某一项”。

在他看来,分析师提升综合能力,一方面可以通过训练;另一方面可以找个互补的搭档,擅长做研究的,要找擅长社交的。同时,研究所则要加强团队管理,将不同分析师的优势组合在一起。

在分析师的培养方面,李迅雷始终强调,不应该有统一的模板,要更多发挥人的个性和特长。“这一方面有利于激发分析师个人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团队也能获益。如果这个人明明不喜欢做研究,或者不喜欢跟别人打交道,却一定要强人所难,不利于团队融合。”

30年来,证券市场一直在博弈中起伏。千锤百炼中,李迅雷给人的感觉却总是心平气和。他认为,这更多来自天生的性格。“江山可易,本性难改。我始终认为,这个世界是变化多样的,又存在着那么多的不确定,所以,我总体对别人是比较包容的,因为我能够理解作为个体,总是避免不了会出错,尤其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

一路走来,管理和业绩考核,始终是李迅雷的主要工作压力来源。尤其是随着卖方分析师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研究所的人员流动性越来越大,管理的难度日增。

“管自己是容易的,管别人不容易,尤其是面临研究人员大量流失,或所在的团队竞争环境不如别人的时候,都能感受到压力。当然,大部分人员流失是因为有更好的选择,而不是我的原因,这样我虽有压力,但至少会好受一些。”

04、思考是人生最大的乐趣之一

从2000年任所长以来,管理占用他的大量时间,李迅雷自己出报告的频率明显减少。为此,他感到不安,认为纯粹做管理工作,会把自己给废掉。于是2006年开始,他在新财富开设“资本游戏”专栏,以此逼迫自己每个月写一篇文章。

“写文章要思考,要有深度,逻辑要严谨”,李迅雷的研究模式被再度开启,并写出了一系列颇有洞见、流传甚广的文章,如《买自己买不起的东西》《百年前的赢利模式还能持续百年吗》《中国股票高估值之谜》《相信奇迹还是相信逻辑》等,至今回看,依然令人深受启发。

这也唤醒了李迅雷入行的初衷:做专业的、有价值的研究。他由此更加确定,自己骨子里还是喜欢做研究,最终要回到这条道路上去。

“研究永无止境,可以思考的事情无止境,将思考写下来,让很多人来读,这个过程很有意思。”

李迅雷小时候喜欢读小说,很早就把县文化馆能读的小说读完了,梦想是做个作家,写小说,“你看写了篇小说之后,那么多人读了会哭会笑,会产生心灵的共鸣和震撼”。他从小也展现出拔尖的写作才能,从初中到高中,作文总会被老师当作范本读给同学听。

而李迅雷终究没有提笔写小说。因为随着知识的拓宽,他开始对更直接表达世界真谛的理论感兴趣,比如哲学。小说通过故事来反映世界观,而哲学直接研究世界观。“小的时候想写小说,因为没有形成自己的思想,需要通过比较具象的故事来表达。有了思想后,抽象思维能力提高了,不大需要借助一个故事来表达一个道理。”

后来做经济研究,则更加直奔主题。在他看来,这既是综合了自己热爱思考、擅长写作的特长,也是受到人生需求的影响,“我对哲学的需求太少,对经济的需求太多”。

不过,李迅雷自认是一个典型的发散性思维的人,至今仍喜欢看文学作品、绘画、摄影,“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相通的,有些东西属于哲学,有些东西属于艺术,它终归让你能够体验、感受或者领悟到什么”。

2008年,李迅雷做了个决定,请求公司免去其研究所所长职务,转而担任国泰君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管理研究部门的同时,腾出时间更专注地做研究。

2012年,李迅雷发表了《中国经济结构存在误判》。他通过一系列的计算,提出统计局公布的一些数据可能存在低估或者高估,比如城市化水平、可支配收入、消费额等可能被低估,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则可能被高估,因此,中国经济结构存在误判,决策要更加慎重。这篇文章最终受到决策层的重视。

2018年,他接上12年前的文章——《买自己买不起的东西》,写了一篇后续《买自己买不起的东西》,建议投资者把某些供给量有限且有收藏价值的商品作为投资品,这些商品或受制于原料的稀缺,或受产能的限制,但同时又可以长期保存;把民族品牌、核心技术等买不到的东西,通过股权投资的方式买下来。

永远处于思考、反思的循环,令李迅雷看待外在的一切都很平和。“将来如果科技越来越发达,不需要肉体了,我也愿意。只要有一个大脑在思考,我也觉得是非常快乐的。”

或因如此,李迅雷并不认为自己的成长路径能给年轻人太多借鉴:“好多人把分析师当作一个职业、一个跳板,目标是做基金经理。我则是因为比较喜欢写作,就朝着这个方面想努力,同时我有一定的风险厌恶型性格,性格决定命运,这样的性格就决定了我的人生经历。”

05、成熟的研究框架是多维度、系统性的

回顾自己的研究生涯,李迅雷认为经历了“点-线-面”的过渡:30年前做研究时,对几个“点”比较熟;随着“点”的增多,“点”与“点”之间逐渐联系,“线”就增多了;随着“线”越来越多,慢慢形成一个“面”。

通过这些年的研究,李迅雷形成了一套自有的宏观研究体系。谈及构建分析体系的框架,李迅雷认为,首要是用多维度的方式去分析问题,找到结论。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是多维度的,比如什么叫股市,解释很多,答案不是唯一的。可以说,股市是个股票交易市场,这肯定是对的。吴敬琏老师说中国股市是个赌场,这也没错。从研究员的角度来讲,股市就是一个估值体系,股价高低,都受到估值的影响。也可以说,股市就是一个公司治理的评价体系,因为里面那么多上市公司,公司治理的好坏,会通过投资者的评价和股价的波动得到体现。”

李迅雷认为,如果没有完整的分析框架,只能是盲人摸象,摸到什么,就说是什么,这显然不够客观全面。

世界每天都有很多事情在发生,如何去思考和评价这些事件?如何去用自己的框架去把这些事件串起来?李迅雷认为,数据很重要,可以在数据的基础之上,加上常识逻辑去综合分析。

他曾经写撰文《相信逻辑还是相信奇迹》,表达的意思是,不要相信奇迹,要相信逻辑。后来,他又撰文进一步发问,《相信大数据还是相信逻辑》,并表示,“很多人当然相信大数据,我还是坚持要相信逻辑,大数据其实用的是归纳法,就要求数据样本足够大,不同阶段的数据是不一样的,数据大到什么地步,是没有定义的,大数据可能是有限的数据。所以要判断大数据是不是合理,还是要依靠逻辑,所以要相信逻辑”。

李迅雷认为,数据本身没错,但是,有些数据获得过程中经过了主动或被动的选择,只看数据,结论恐怕会有问题。

2017年,李迅雷提出,中国步入存量经济主导市场,一个主要的特征就是分化,他建议投资者应把握机构性机会。在接下来的几年,不论是全球经济、中国经济还是资本市场,分化特征均表现显著,应验了他的预判。

也就是从近几年开始,李迅雷才觉得自己的分析框架是丰富成熟的。不过,习惯了自我否定的李迅雷,认为自己可能再过几年又会自我否定。他认为,研究体系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人要不断地认识自我,因此,他也常常反思自己是不是错了,将研究体系不断地放到市场中检验,修正逻辑推理过程。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市场充斥着各方声音,从央行、上市公司,到路演时遇到的各种客户,乃至散户、大V、游资等,都会表达不同的观点,这难免对研究员造成干扰,一个成熟的研究员怎样应对?

李迅雷认为,首先,多收集一些数据,多看案例,所有的研究都是借助于数据的,一定要有对数据的处理能力。其次,去调研,所有的逻辑都建立在真实世界的基础上,对真实世界的调研极为重要。

真实世界的引力,如今对李迅雷,已胜于小说。

06、一旦选择了就不放弃,不断挖掘潜能

入行至今,李迅雷几十年如一日保持思考和高频输出,没有懈怠。这种始终如初的坚持,动力是什么?

李迅雷谦虚地认为,坚持有很多时候是被动的,因为有需求。“大学的时候,我不是一个很勤奋的人,因为没有人逼着我去上课,我跟老师之间不是契约关系,所以经常缺课。但是工作之后,哪怕工资再少,还是有契约关系,就必须认真去做。写作也是一样,有很多需求逼迫你去写,就相当于种菜游戏,种了这个菜之后,要不断去浇水施肥。”

2010年,李迅雷被人动员在新浪开微博,他抱着好玩的心态开了,之后总觉得要坚持更新写点东西,没想到这一写就是12年,粉丝数涨到了770多万。2014年自媒体崛起,李迅雷也开了微信公众号,发布最新研究观点,如今,他的公众号已经成为众多投资者的必读号之一。

“有很多东西在你选择的时候,并不知道最终结果会怎样,但是你选了之后不能够去放弃。”

2012年的一次体检中,李迅雷检查出血脂和血压都偏高,需要吃药,他嫌吃药麻烦,就开始跑步。“那时候,一次跑5公里就觉得累得不行”。5年后,每天跑5公里对他来说已是家常便饭,跑10公里也没有难度。

现在,他的跑步的习惯和写作一样,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4月份上海疫情严峻时,他写了一篇《跑得慢才能跑得远》,从长跑的角度谈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建议,在市场上广为传播。如今,年近六十的李迅雷,一次跑20公里不在话下,而且配速也是大部分年轻人所望尘莫及的。不出差的时候,他常常早上5:30开始,沿着黄浦江边一直跑。

30年来,中国证券研究行业人才辈出,而作为最早一批起跑的研究者,李迅雷的声音始终被市场关注。

对此,他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在诸多的研究者中,自己的研究功力不见得有多高,“只是因为我从事研究的时间比较长了,多年来累积的读者比较多,所以每次我的研究报告出来,关注度会比较高,这一点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

他表示,这些年涌现出很多优秀的研究者,撰写了很多高质量报告,但是因为研报数量太多了,很多成果并没有被挖掘和发现,“现在卖方大部分报告都没人看,这是一种遗憾”。

如今,李迅雷的研究领域看起来极为广泛,宏观经济问题之外,他还经常会融入文化、哲学、历史乃至宗教等的思考。在他看来,这都是30年积累的结果,很多问题都是多年前思考过的,积累得多了,问题与问题之间形成串联,自然而然铺的面就广了。

李迅雷至今还保持着跟踪一些长期数据的习惯。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基本上都在思考。晚上睡着之前,他也都在思考。

他认为,人生就是一次长跑,越坚持不懈,就会跑得越久,速度也会越快,人的潜力非常大,要超越大部分人,就得靠意志力。“做研究也是一样的。我的研究的潜能已经充分发挥出来,我可以继续再做研究,但是要再达到一个新的高度,需要更加辛苦的付出,人的智商大概在30岁左右就到了峰值,我早就过了这个峰值。我无非就是在自己现有的研究框架内再拓展一下边界,不断地积累经验,用我的逻辑框架去解释一些现象。”

他总是鼓励年轻人:每个人的潜能都是很大的,不论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坚持积累、提高工作效率,对于扩展潜能都有帮助。

“和我同龄的人,能跑那么长的路的人很少,比我小20岁的小伙子,也不一定跑得比我快,这不代表我的能力比他强,而是他的潜能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07、“证券研究的价值一直超越商业研究本身”

中国证券研究市场化之路已经走过30年,李迅雷作为参与者、见证者和引路人之一,观察到的证券研究的价值,不仅影响到证券领域,还影响到全社会。

他举例,2000年,高盛的首席经济学家奥尼尔提出的“金砖四国”概念,到现在依然影响深远,金砖会议依然在举行。“虽然现在来看,金砖五国中,除了中国和印度之外,其他国家经济问题都非常大,这个理论没有得到全面印证,但是它不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卖方分析师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他的工作范围。”

当前,李迅雷做研究的时间大概占据工作时间的一半以上。他的研究,主要涉及经济、金融和资本市场,偏重于对当前经济、宏观政策的分析。与大部分分析师因考核原因注重买方服务不同,李迅雷研究和服务涵盖的范围更为广泛。一方面,作为在商业机构供职的经济学家,他会一直思考和研究经济格局变化过程中的投资机会在哪里。另一方面,作为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他希望经济发展更加平稳、结构更加优化、社会发展更加和谐。

李迅雷表示,特别不愿意看到人们被征“智商税”,大数据时代,全社会的信息对称度越来越高,分析师应该像一名医生,善于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而不是人云亦云。除了提供投资建议,还要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

很早开始,他就主动投身为社会服务、为政府部门建言献策。2008年起,李迅雷连续三届当选上海市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作为人大代表,他要履职、参与立法;同时,他也是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九三中央经济专委会副主任,作为民主党派人士,他更要参政议政。除此之外,他是国家多个部委和多个地方政府的咨询专家,为政策制定和宏观决策提供建议。

“我不希望一定要影响到哪个层面,也无法确保自己的研究一定正确合理的。我的声音能够触达,给各方提供参考,或只要对政府部门或投资者有所启发和帮助,我就比较满意了。”如今,他依然每天都十分忙碌,来自各方面的咨询需求总是持续不断,而且不少需求来自级别很高的决策部门,需要有很强的责任心去完成交付的任务。

未来,他也从未设想过要走到哪一步,内心里,他一直把自己放在比较低的位置。“因为人生很短暂,一切都会淡去,所以不用刻意去要什么。我也没有很长远的规划,有兴趣做研究,而且研究的特点是‘供给创造需求’,面对巨大的需求,你根本就停不下来,那就一直做下去,直到做不动为止。”

责任编辑: 高蕊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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