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服易色，从来是国之根本之一。头发是其一端。然而，满清末造，国制未改，发服潜易，已有可见，笔者曾于2018年7月16日《证券时报》刊发《国制未变，头发先剪》一文，约略道及，惜当时见闻未广，嗣后进一步搜集文献，似更有可观，遂援笔再叙。

早在1904年，后来的民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一俟决定留学并获得机会时，即上街剪掉辫子；要知道，当时留美幼童被提前撤回的原因之一，即擅剪辫子！而且这还不是个人行为，是一同留学的其他男生都会剪！由此可以窥见当时的社会心理以及时势潜转。有趣的是，当他上街剪辫时，理发店老板踌躇再三，并一再问他是否真的要剪掉——若搁在清初，这恐怕是要杀头的呀！虽然最后鼓起勇气替他剪了，却向他加倍收取费用——最简单的活收了最贵的费——或许担忧最终被追责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理发匠替他剪了后，还认真小心地用丝带把辫子扎好，放在纸袋里，让他带回家里，交给母亲。而他的母亲一见即吓得大哭，并把辫子珍藏在衣箱里。

同行的杨诵清，因为系官宦子弟，不敢造次，顶住了他们的“劝剪”压力，暂留了辫子，倒是在行程中引出了趣事。他们行经日本横滨，急于登岸吃中餐，停航时段短，只能急急乘小火轮返回。可是在攀梯上船时，杨诵清这公子哥儿虽然身材魁悟，却行动不灵活，当他试图登梯时，小火轮稍一摇晃便往海里掉。方此千钧一发之际，他的大辫子倒救了他——顾维钧双手紧紧拉着他的辫子，不让他沉到水里，直到其他同伴跑来，帮着把他救起——“你们这些人总是催我剪辫子，我拒绝了。你们现在可知道还是我对吧。辫子救了我的命。没有它，我可能早淹死啦！”因此之故，他本来答应到檀香山就剪辫子的，便拒绝履行诺言，不过大半年之后，还是“识时务”地把辫子剪掉了。（《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24页）

如果说顾维钧他们在上海，风气开放较早，那么，来自陕西的后来的大学者吴宓，1911年到清华上学，正月初三抵京，刚到三天即跟同学张继祖毅一道然将发辫剪去，这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当时学生之剪发者甚少，或指之为革命党人”。剪完之后，还跑到大栅栏商店中，花了五块大洋买了一套俗名“推子”的理发剪，以便时时互相剪发，因为当时的薙匠铺中，极少剪发这些设备以及技术。（《吴宓自编年谱》，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96页）显然，他们二位之剪发，不是出于一时之冲动，也不会“知错就改”重新蓄辫，而是要坚持到底的了。问题是，如此“悖逆”的行径就没有王法管没有理了吗？而从其语焉不详之处，我们也可想象推测，当时北京剪发的青年学生当不止他们二位，不然何不在西安剪了再来？如此，则可想象其时意识形态及制度控制之松驰，更可理解稍后清廷之亡废，实非偶然的突发事件了。

另有著名作家张资平，虽然是辛亥革命之后到香港才剪的辫，但其剪辫的际遇，仍有可述。武昌起义发生时，他正在广州读书，一时群情汹汹，纷纷避乱香港，便也随众南下。初到香港，发现市民，特别是商人，十有八九都剪了辫子。而这些剪了辫子的人，看见他们垂着是辫发从省城下来，便加以讥笑——他们毫毛无内地民众的观望，坚信清廷是寿终正寝了。不愧是革命的策源地。住了一二天之后，碰见了好些同学和同乡，比他们先下香港来的，也都剪了辫子，而且还光头和文装等多种款式。显见港人剪发，早非一朝一夕了。有见于此，便赶快跑到一家理发店把蓄了十余年的毛辫子一剪而断，前成一个文装：周围是短发，中间留一丛长发，把它按三七的比例分开来。（《资平自传》，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版，第31页）

上面所叙，只是几个名人的剪辫故事。其后显见的潜流波澜，自是有足资可述者，留待别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