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抗战方殷，因为国民政府起自广州，国父孙中山是广东人，此际政府高层还有不少广东人，故国人对广东寄望甚殷，广东人也自觉责无旁贷。但如何振起精神，负起重托？遂有“广东精神”的大讨论。然而，广东精神的正式提出，却是缘于抗战之前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的一次谈话：

余在华已十一年，其间中国之情形转变，激如江涛，最感痛切者，以“广东精神”为国民政府之中心，蔓延于全中国。广东精神的特征，以不屈不挠的魂魄，与国权回复。国府内广东出身的要人不鲜，蒋汪等虽非粤人，亦受广东精神的训练。此种精神在过去十一年间，逐年深刻扩大，故今后对于不屈不挠的魂魄，亦渐次强固。国权回复，即所谓用武力恢复失地，虽不能急激而行，但其速度，依时而迟速，此吾人对于今后中国的动向，实堪注目……

对须磨的谈话，坊间反应自然极为热烈。如《申报》1937年2月4日第19版梦若的《广东精神》一文，不是简单地先认可或肯定须磨之说，而是先自我吹嘘一番，再引须磨之说以为佐证，接下来才肯定须磨之说，举例证明须磨所言不虚：“中国近年的进步，正是这一种‘广东精神’的发展。不但十一年来的中国这样，自革命运动发生以后，这种精神，就早已在发动着了。辛亥革命我们是靠这种精神成功的，北伐时代，我们也是靠这种精神成功的。至如近年的应付困难，现在的完成统一，及绥战的胜利，莫不是这种精神的力量。”最后明确地把“广东精神”扩充升格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末了我以为须磨氏说‘广东精神’，大约想是因为广东是中国革命的发源地，且现在我们政府的要人，大半是广东人，故以‘广东’二字代之。其实这一种‘不屈不挠的魂魄’，发展至今日，已成为全国普遍的现象，可称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了。如何来发挥我们这种精神，这是每一个中国人，应发奋努力的。”

稍后，中央社又从东京发回“广东精神”的日本反应，简直是威风八面了：“前任驻南京总领事须磨，自返东京后，曾迭次应各机关各社团之邀请，发表关于中国问题之讲演。此间各界佥以须磨驻华已十有一载，且曾参加各种重要谈判，故对须磨之观察，莫不视为重要。须磨曾在日日新闻东亚调查会讲演“南京政体之现状及中日关系之前途”，对中国统一之日见巩固，及中国军队军纪之增高赞扬不已，并谓中国之统一系由于‘广东精神’。”

《国本半月刊》的文章《“中国的广东精神”》（1937年第1卷第5期，第68页）也是上升到整个中华民族的高度来讨论的：“须磨之言，颇有是处。但年来中国民众卫国建国之运动，到处是一样的奋发，抗敌御侮的精神，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

当时的知名学者和著名记者曹聚仁先生，则进行深入的历史开掘，推而至于“百越精神”，再升而至民族精神：

用历史的眼光来说，他所谓广东精神，应当名之为“百越精神”，包括浙东福建广东广西而言，也不妨把湖南包括在其中。中国自东晋以后，黄河流域先后被外来民族所蹂躏，北方汉族，相率南迁，初入长江流域的下游，又沿海南迁，以布满于浙闽粤桂诸省。从民族的血统上说，这些地方的人民，很纯粹的是汉人血统；从政治的意义上说，大凡性格强硬敢说敢做的士大夫很多流放在这些地方，历代反抗外族的民族英雄，也很多流亡在这些地方……百粤精神最显著是对于外来侵略者的坚强反抗意志，亦即国民党建国的精神，我们实在应该宝贵，应该发扬的！张季直生前夸下海口：只要有南通，中国就不会亡。我们不妨为抄一语：只要有百粤的强韧反抗精神在，中国是不会亡的！（曹聚仁《“广东精神”》，《社会日报》1937年4月30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