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生命表

1996年，我国完成并公布了第一份《生命表》，之前，中国寿险产品定价更多的是参考了日本的《生命表》。之后，我国陆续完成了第二份和第三份《生命表》，为我国的寿险经营奠定了科学基础。与此同时，中国的保险精算师也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从1999年中国保监会认证的43人，到现在通过规范和严格的资格考试取得资格，中国的精算师队伍已达到“数以千计”的规模，他们不仅活跃在保险行业，并成为社会保险、风险管理和资产管理的“金领人才”。

从表面看，无论《生命表》，还是精算师，均是围绕着“算”展开，不管是产品定价，还是准备金管理。但精算的真正价值不仅仅在于“算”，更在于“教”，在于“化”，即基于精算的经营管理教化并改善。它不仅仅是揭示经营结果，更需要解释、干预并改善过程，因为，结果是“死”的，而过程充满想象力和创造性。

面向未来，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将改变整个社会，保险是不可能“独善其身”的。在这个改变中，认知科学的发展与进步是重要领域，而“认知”，恰恰是保险，乃至金融存在的重要基础。围棋大师李世石败给了“阿法狗”，让精算师们多少有点“兔死狐悲”的伤感，但问题的关键是李世石只会下围棋，精算师能做的事情很多，只是不要太迷恋于“曲线”和“模型”，甚至把自己搞得像一个“精致的CPU”。跳出来，你就会发现海阔天高。还有，传统的《生命表》更多的是基于历史数据，但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生命表》技术也需要与时俱进。面向未来，我们需要一个基于实时和动态数据库的《生命表》。更重要课题是，AI将如何改变保险业，需要行业抓紧并深入地思考、研究并行动。

【1998】保监会

1998年11月18日，中国保监会正式成立，它不仅标志着我国金融的分业和专业监管进入了实质性阶段，也意味着我国保险行业管理，在经历了从人保到人行，从非银行司到保险司之后，终于成为了一个独立和专门的行政管理部门，开启了我国保险业发展与监管的新时代。

从1998年到2018年，是属于中国保监会的20年，也是中国保险业实现快速发展的20年，保费规模从1250亿元发展到36500亿元，增长近30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保险市场，国际地位不言而喻。2018年初，中国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当选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执委会副主席，进一步证明并奠定了中国在国际保险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

市场的快速发展，对于监管而言，无疑是“双刃剑”，一方面行业的发展，奠定了监管的基础和地位，另一方面行业的发展，也给监管，特别是监管资源、技术与能力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中国保监会系统3000人的队伍，36个省局（5个分局）的机构，要面对数以万计的经营主体和数以百万计的从业人员，的确有点力不从心。这次银保监合并之后的“最大利好”是监管资源的整合与利用，因为，银监会系统有24000多人，机构延伸到了县。

【2001】WTO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了WTO组织的一员。大多数人也许只知道历时5年多的谈判困难重重，实属不易，也知道加入WTO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加快发展意味着什么，但很少有人知道，保险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和“付出”。因为，在WTO谈判伊始，金融，作为西方的“核心诉求”，成为了谈判的焦点、重点和难点。但无论是从当时我国金融业的发展情况看，还是从金融在国计民生的重要性看，简单的全面开放，特别是银行业的开放，肯定是不符合国家利益。因此，谈判的最终结果是保险业率先开放。

对于国家而言，这是一种选择。但对于保险业而言，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狼来了”不绝于耳。人们最担心的是年轻的中国保险业是否具备了“与狼共舞”的能力，尤其是心理准备。但十几年过去了，回忆这段历史，有点“弹指一挥间”的味道，中国保险业不仅没有被“狼”吓倒，更没有被吃掉，反而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发展壮大，从容并自信，以至于在2018年初，当国家宣布进一步扩大保险业的开放程度时，中国保险业已是“波澜不惊”了，因为，此时的中国保险业已在思考“走出去”的话题。

到了今天，从数量上看，外资保险公司已占了“半壁江山”，但从业务发展的情况看，仍是“差强人意”，特别是市场份额，长期“居低不上”。于是，进一步加大开放的压力始终存在，如开放“交强险”就曾经是西方与中国经贸谈判的焦点问题，结果是“交强险”开放了，仍于事无补。而“市场份额”是一种结果，用中国人的话说叫“修行靠个人”，外资保险公司在中国的发展情况，也许不是一句“水土不服”可以概括的。外资保险公司与中国市场，不仅存在着“时差”，即发展不同阶段的差异，还存在着“识差”，即对市场、经营和文化认识的差异。还有，如果从股权结构的视角看，外资参与中国保险市场的程度已经不低了。其实，外资参与中国保险市场，也可以采用股权投资的方式，并不一定要“亲力亲为”。

【2003】上市

2003年，中国人保财险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成为了我国金融业海外上市“第一股”，之后，就有了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国太保、中再集团等保险机构在H股和A股市场的上市浪潮。保险企业成为上市公司，不仅是解决了发展资金问题，更重要的是为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保险企业成为公众公司，不仅要承担起维护股东利益的责任，更要理解并承担起“社会责任”。

上市，只是为完善治理、提升管理提供了一种可能和环境，但上市，并不是自然而然，甚至是必然地提升公司的经营理念和管理品质。国外有许多企业并不是上市公司，但这不妨碍他们成为优秀企业，成为百年老店，反倒是不少上市企业，却成为了“问题企业”，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上市，才能够“功德圆满”。

近年来，我国保险业出现的一些问题，集中体现在公司治理失效，包括个别机构公司治理形同虚设，缺乏对大股东的有效制衡，“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通过关联交易，侵害小股东利益。还有，就是职业经理人履职不到位，治理不规范，水平不高等。未来，需要进一步强化保险公司的治理机制，特别是强化保险公司的股权和出资管理，同时，强化“三会一层”的相互约束与制衡，以及内控机制的完善。

【2006】交强险

2006年，我国第一个强制保险——交强险出台，并于当年7月正式实施。2007年底，号称中国金融“第一听”的交强险听证会在北京举行。听证会之后，中国保监会提高了赔偿限额，同时，调低了保费标准。之后，交强险陷入了长期亏损的困境。但行业却为社会，特别是为和谐交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目前，交强险每年承保的车辆超过2亿辆次，处理的赔案超过3010万件，支付赔款1160亿元。更重要的是，通过交强险的开办，已累计为国家代收代缴车船税4000亿元，积累提取救助基金160亿元。

在我国汽车产业和汽车消费的拉动下，不仅是交强险，机动车辆保险也呈现了快速发展的态势，包含交强险的机动车辆保险已经占我国财产保险业务的70%以上，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机动车辆保险的“社会形象”一直不佳，成为了行业的“心病”。为此，中国保监会启动了“商业车险条款费率改革”，目的是希望通过市场化的改革，将定价权交给主体，将选择权交给市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有效维护消费者权益。但与所有改革一样，属于“知易行难”。目前，改革已经走到了“第三阶段”，改革的预期正在逐步实现，改革的挑战也十分严峻，但改革的路，还是要走下去，同时，改革要成功，要顺利，行业基于“集体共识”的“克己复礼”至关重要。

【2007】农业保险

2007年，我国全面启动“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开启了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新时代。自建国以来，农业保险就一直是我国财产保险的重要业务领域。但后来，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导致农业保险长期陷入亏损，成为了“坏业务”。大多数保险公司，特别是上市保险公司均摒弃了农业保险业务。

这一轮的农业保险发展是在“一号文件”大背景下展开的，各级财政均予以了保费补贴支持。但即使这样，一开始，大多数公司仍持观望态度，只有人保财险、中华联合和地方性专业农险公司等少数保险公司进入。经过十年的发展，农业保险不仅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强有力的风险保障，更成为了财产保险的第二大业务，且经营效益稳定。近年来，许多保险公司纷纷加入，形成了大发展的局面，并将发展领域从“政策性农业保险”扩展到“商业农业保险”，同时，基于农业保险的创新层出不穷，不仅有无人机和区块链等科技手段的应用，更有指数保险和“指数+期货”模式的探索。

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农业现代化离不开集约化，集约化的实现，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资金投入的前提是有效的风险保障。保险是风险管理的市场制度安排，因此，保险要进一步提高农业保险“保足”和“保全”程度，为农业现代化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农业的现代化也将从根本上改变农业风险暴露水平，并“反哺”农业保险，因此，农业保险需要更多的前瞻和战略思维。

就“精准扶贫”任务而言，近年来，保险业高度重视，创造性开展工作，探索出了河北“阜平模式”、宁夏“脱贫保”、河南“脱贫路上零风险”等保险扶贫模式，使得“金融扶贫，保险先行”成为了社会特别是各级政府的广泛共识。从目前的情况看，2020年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已成定局。但接下来，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巩固脱贫成果，因为，从现实情况看，我国的脱贫成果仍较脆弱，面临着因灾和因病返贫的问题，保险更应当在解决因灾和因病返贫方面发挥自身独特的作用，为巩固脱贫成果，实现长期小康做出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