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备交易所 拨云见日终起航

作为毗邻港澳的经济特区，深圳的金融改革开放全国最先起步。1982年1月，引进首家外资银行——南洋商业银行；随之国有专业银行改革在这里率先启动；1987年，开启了地方和企业办银行和保险的探索。在国家的支持下，深圳成为了我国金融改革的重要试验场。1986年底，作为全国股份制改革的试点城市，深圳又率先起航。经过两年的努力探索，各类股份制企业及为其配套的金融服务需求先后出现。作为外引内联企业众多、地方国营企业急需壮大的深圳，更是急需大量建设和发展资金。在这种内外形势推动下,研究和发展证券市场成为了我们的一个重大选项。

在李灏同志的倡议下，1988年11月，市政府正式下文成立深圳市资本市场领导小组，研究和推动证券市场的构建、培育和发展。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当时对此改革也认识有限，如何起步是个难题。为破难关我们做了两个决定：一是成立顾问小组，聘请香港新鸿基证券公司作市政府证券市场顾问，帮助培训人员，协助起草规划和法规。当时冯永祥董事长，叶黎成、陈新燊先生，邱小菲女士等香港专家多次亲临义务指导；二是成立专家小组，抽调禹国刚、周道志、汤学义等本地专家脱产研究证券市场架构、政策、法规、工作规划等。经过海内外专家10个月的辛勤工作，1989年8月初步形成《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建资料汇编》。9月8日，经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审查修改后上报市政府审批。

11月15日，市政府下达《关于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复》，并抽调王健、禹国刚负责筹建工作。1990年1月组织专家论证会，3月27日完成“蓝皮书”正式编制。4月深交所的13家股东签订入股合同；同月接人民银行总行通知，深交所开业需国家审批；4月28日人民银行深圳分行上报总行，申请深交所10月份开业；5月黄菊同志率上海党政代表团考察，并索要深圳证券市场蓝皮书研究参考；国务院联合调查组来深圳调研股份制和证券市场；6月为解决分散交易、分散登记过户问题，市政府紧急抽调许季才、柯伟祥筹建证券登记公司；7月交易所首批红马甲完成培训；国务院审计调查组来深工作；8月市政府任命罗显荣任理事长，董国良任监事长，王健、禹国刚为副总经理，负责筹备工作。

11月22日，我陪同李灏、郑良玉同志到交易所现场办公；11月26日证券登记公司奋战4个月正式运营；11月29日，周建南奉命再次调研深圳证券市场；12月1日深交所开业试运行；1991年4月11日国务院授权人民银行总行批准深交所正式成立；7月3日深交所正式开业。

认真研究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第一，深交所身世不凡。从人行深圳分行递交开业申请，到总行批准开业，历时一年之久；这一年中，三个高规格国家调查组先后专程来深圳调研；人民银行总行批文是国务院授权的；1991年7月3日深交所开业典礼，陈慕华国务委员和朱森林省长亲临致辞。如此严谨的审批过程，充分反映了这项改革的重要性、复杂性、艰巨性，体现了国家的重视、担心和慎重。这一切，对开拓者们当年既有很大的压力，也是巨大的动力。现在看来，这段历程对推动和指导这一影响深远的改革破浪前行，功不可没。第二,中国内地第一个证券市场能够破土而出，归功于国家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大气候，要感恩深圳这块改革开放热土的培育。第三，深圳证券市场筹建和试运行耗时两年半之久，参与部门和人员众多，是集体创作,其中的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后继者们需倍加珍惜；第四,这个新兴市场创业者们的专业才能、组织能力和敢闯敢试、勇于担当的精神值得尊敬和发扬。

“810”事件惊险化解新股抢购风波

上世纪90年代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初期，曾经发生过两起震动海内外市场，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一是1992年8月10日深圳股票认购表抢购风波；二是1995年2月23日上海“327国债期货”风波。8月10日股市风波发生在深圳，又是中国证券市场首次重大事件，影响很大，经验教训非常深刻。

经历了1990年牛市和1991年熊市的双重冲击，在国家调查组指导下，我们进行一系列治理整顿，深圳股市终于有了一段平静期。1992年初春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明确表态对证券、股市“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

1992年3月19日，朱镕基副总理在厦门会见沪深证交所负责人时，还特别肯定了深圳试点的进步。4月田纪云副总理，5月福建省委贾庆林书记、上海市委吴邦国书记，7月朱森林省长、钱其琛外长等先后来深圳视察、考察和指导。

但就在此时，牛市却又在突破了区域限制后悄然走来。为了应对这一局势，经多方努力，我们又审定了11家股份制企业准备公开上市。如何公开、公平、公正地搞好这次发行，促进股市平稳发展，成为我们的重点工作。当时领导小组按照“谨慎从事”原则，进行了多次讨论，提出两种选择：一种是按国际通行的预缴款方式认购，一种是按1991年12月曾经有效的凭身份证购买认购表，再抽签决定认购。开始我们倾向按国际通行方式办，但消息传出后，社会上一片反对声，认为这个办法帮富不帮贫，不公平。于是我们屈服于传统思维，转而求其次，按照中国国情，仍采取买认购表再抽签方式。尽管这个方式上次成功了，但在新形势下能否成功，我们也有过疑虑。为防“僧多粥少”，加大了售票量至500万份，认购表价格做了大幅提高，开放了多达300个营业网点，安排了公安、工商、监察等部门加强保安和监督。然而这些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事后分析原因有三：一是我们对跨省市认购抽签表的形势和群体力量之大估计不足；二是认购方案设计不尽科学、合理，审定时又未能及时发现；三是售表过程中有工作人员违规舞弊，诱发未能买到表的人严重不满。于是不满者聚集，向市政府和人民银行讨说法。为了化解因为供不应求所产生的矛盾，李灏书记即刻果断拍板,决定当夜再增印500万张认购表，此议获得国务院领导认可。在人民银行和各商业银行网点的密切配合下，500万张新表8月11日如期发放，一场风波得以初步化解。于是我们立即组织各方面力量，投入积极有序地处理善后事宜阶段。

正在此时，国务院通知8月12日至8月13日两天，在北京召开“部分省市股票市场试点工作座谈会”，于是我马不停蹄地赶到北京参加这次会议。此时召开专门会议讨论证券市场试点，毫无疑问深圳会是关注的热点。“810”股市风波，我们如何汇报？国务院态度如何？深圳试点的前途与命运怎么样？这是我们当时特别关心的问题。会前我征求了李灏、郑良玉、厉有为等主要领导意见，一致认为“我们如实汇报事件情况，认真听取中央处理意见”。李鹏总理和朱镕基副总理亲自主持会议并分别作了讲话。8月12日上午在会上见到朱副总理时，我曾要求简要汇报一下情况，他表示“情况我们都清楚了，不用再汇报了”。在其随后的讲话中，他明确地亮明了态度：“国务院对股份制非常重视，多次开会研究。前几天深圳出了问题，现在平息了。他们也很辛苦，我们没有过多责怪他们，因为这是改革过程中的事。但要认真研究，总结经验教训，改进工作。”国务院领导了解情况如此迅速，分析问题如此客观，处理问题实事求是又站位很高，令我十分佩服和感动，多日来的辛苦、压力和烦恼似乎也有所减轻。8月13日，我赶回深圳比较晚，但深圳证券登记公司会员大会却仍没有结束，大家在焦急地等待我带回来的消息。当我传达了国务院领导的表态和要求：“要认真研究，总结经验教训，改进工作”，“坚决试、大胆试，一定要试好”，全场响起了非常热烈的掌声。第二天深圳和香港的报章纷纷报导了这一重要新闻，关心深圳证券市场命运的各界人士方松了一口气。

客观地分析，这场风波国内外、正反两方面影响都很大。但它最重要的影响是暴露了当时市场的深层次矛盾，引起了国家领导层的高度重视，促进了我国证券市场管理思路的调整，催生了建设全国性证券市场方案。所以它不仅一段时间内改变了股市的价格走势，更重要的是敲响了证券市场加强风险防控的警钟。两个月后国务院发文做出决定：停止新股发行半年，抓紧研究推出新股发行新规范；明确上海、深圳两地证券市场继续试验，不再开设新的交易所，其他地方符合条件的股份公司，经严格审批后可到两地上市；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全国证券市场；抓紧相关法规的制定和完善。

作为深圳证券市场的组织和领导者，在方案制定阶段虽然曾预感到可能的风险，但却没有胆识力排众议，对实施方案设计又未能科学地把好关，因此没能防风险于未然，对此我深感遗憾和不安。事后除了认真总结教训外，只能加倍做好各项工作加以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