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木求鱼】

鉴于内部举报的重要作用，对举报者的信息安全和重奖，要有制度性安排。

同济医院通过串换、虚记骨科高值医用耗材的手段骗取医保基金的行为，本质上与偷盗、诈骗无异，而且偷盗、诈骗的还是老百姓的“救命钱”，社会危害程度更甚，性质更恶劣。武汉医保局对其罚款、暂停医保医药服务、向公安和纪检监察等部门移送案件线索，是前因之果，属于“规定动作”，无需赘言。

需要唠叨一下的是如何杜绝“前因”。无论是从逻辑上推导，还是总结诸多类似案件的经验教训，要杜绝（或者减少）这类案件的发生，单靠像“打地鼠”似的“一案一打”，哪怕打得再准、再狠，也肯定不行。作奸犯科者（或者想作奸犯科的）都有很强的侥幸心理，只要制度有漏洞，哪怕仅仅觉着制度有漏洞，“地鼠”往往就有钻一钻、试一试的冲动。要打破这种冲动，必须综合施治，构筑起一个尽可能周密并能根据新情况不断“自动”升级的制度框架，老百姓“救命钱”的安全，才能得到根本保障。

构建这样一个制度框架，在解决一些“节点”问题上，必须更有针对性地提高改革效率。比如，要构建有效的发现机制；再比如，要把医改落到实处，改革中发现的新问题，也要有应对之策，尽快理顺隐患关系、医药关系以及医疗机构与医保基金、监管部门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医疗机构的定位、定性以及日常的运作、考核、监管等，恐怕还要继续“排列组合”下去，直到达成改革目的；还比如，相关的立法工作也要加快推进。

就发现机制而言，一方面，要完善内部举报制度。这类骗保行径，隐蔽性很强，外部人几乎没有发现可能，必须倚重内部举报。这次同济医院骨科骗保案之所以能查实、查清并迅速惩处到位、挽回基金损失，正是得益于内部举报。鉴于内部举报的重要作用，对举报者的信息安全和重奖，要有制度性安排：举报者个人信息安全，有关部门及人员不能“儿戏对待”，对或有的举报人信息泄露，要做到可追查、可惩处；奖励要制度固化，要与举报者承担的风险有足够的匹配度，更要与挽回的医保基金损失有足够的匹配度。

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外部审计，可以建立相应的“飞检制度”，随机抽检与定期审计结合，形成更强、更有针对性的监管压力，也有助于此类案件的发生。同时，在信息技术、网络技术不断进步的背景下，监管部门、监管系统要跟上技术进步的速度，不断强化信息化监管效率，这对监管框架的有效性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此外，在一些“细节”之处，也要有高效的响应机制。比如，如果患者对医疗用材有质疑（用材不同，质量不同，患者可能有感觉），相关部门要站稳监管立场（做到这一点，相关制度改革还要深入推进），认真对待，不但反应要高效，也要力争一事一结有定论。再比如，在骨科（其他科室也一样）高价值耗材的可核查、可追溯机制上，需要一些更有针对性的办法；骨科医生与供应商之间的“单线联系”、“手术室门口交易”，也问题多多，耗材采购应置于阳光之下。

加快构建发现机制之外，相关立法工作，也要加快步伐。虽然《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2021年5月实施后，法治环境有相当改善，有助于压制相关的违法违规行为，但要在根本上解决问题、进而推动医疗事业在更高标准上的再进步，没有相关法律（比如《医疗保障法》）的底层支持，肯定不行。

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也是推动医改达成目标的根本保障。不同医疗机构的定性、定位、发展取向，医生阳光收入的保障、执业环境的改善等，没有相关法律法规的助力，改革很难推动下去。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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