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舌之勇】

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无所谓善恶。但是，科学技术掌握在不同人的手中，就会产生善果或恶果。人类只有真正学会了和平共存，科学家与政治家之间的病态纠结才会消除，奥本海默式的困境才会彻底破解。

孙勇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空军先后对日本广岛和长崎各投掷一颗原子弹，这两起史无前例、惊天动地的核爆炸造成日本大量军民伤亡，也加快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对日作战的胜利进程。长崎被原子弹袭击后的第六天，日本天皇裕仁发布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至此，殃及60个国家和地区、席卷20亿以上人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划上沉重的句号。

爆炸在广岛和长崎的这两颗原子弹的发明人，就是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领导下的科研团队。这是一个以“曼哈顿”绝密计划为标签、以美国政府为主导、以西方国家最优秀的科学家为骨干、以10万服务人员为依托、以20亿美元项目经费为补给而组建的超级科研团队。他们在以科技伟力降伏日本法西斯的同时，也打开了核武器的“潘多拉魔盒”。

二战结束78年后，奥本海默的故事被英国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搬上了荧幕。2023年9月2日，我走进影院，观看了这部被热议的电影。假如希特勒御用科学家率先发明原子弹，战争的结局会怎样？假如“曼哈顿”绝密计划失败，1945年之后人类的命运会怎样？观影过程中，这两个问题一直在我心中纠缠。

不妨穿越时光隧道，重回那个乌云笼罩、波谲云诡的年代，去追寻奥本海默的身影和他的前尘往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到2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火迅速蔓延。为增加各自胜算，参战国之间的军备竞赛不断加码升级。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争分夺秒地向战场上的战斗力与破坏力转化，最优秀的科学家也被各参战国政府全力笼络，去服务于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

在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的建言推动下，1941年12月，美国政府制定了“曼哈顿”绝密计划——利用核裂变反应来研制原子弹。1942年6月，“曼哈顿”绝密计划正式启动，美籍犹太裔物理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罗伯特·奥本海默被任命为该计划的首席科学家。奥本海默带领恩利克·费米、爱德华·泰勒、尼尔斯·玻尔、理查德·费曼、约翰·冯·诺依曼、欧内斯特·劳伦斯等一众杰出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攻艰克难，终于在1945年7月16日成功地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核爆炸，并制造出两颗实用的原子弹。“曼哈顿”计划至此大功告成，居功至伟的奥本海默被誉为“原子弹之父”。

尽管功勋卓著、科研成果丰硕且头衔闪光，奥本海默在二战结束后的生活却并不如意。由于他早年同情共运人士，妻子与朋友参加过美国共产党，加上他在二战后反对美国研制氢弹，他被贴上了亲共的标签，甚至被怀疑是苏联安插在美国的特工。20世纪50年代，冷战寒流下，美苏在全球展开争霸，国际局势紧张不安。美国国内，以麦卡锡议员为代表的极右派势力掀起反共浪潮，奥本海默被牵扯其中，受到迫害。1953年12月，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为奥本海默举行安全听证会，经过漫长的质询与答辩后，听证会最终宣布奥本海默没有犯叛国罪，但裁定他不应该接触军事机密，并终止了他的美国原子能委员会顾问职务；半年后，奥本海默被美国政府吊销安全特许权。

影片《奥本海默》的主要故事情节，围绕着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对奥本海默的听证会展开。导演诺兰运用主观性叙事和时间乱序的手法，将奥本海默的求学、爱情与婚姻、参与政治活动、主持“曼哈顿”绝密计划、反对美国政府研制氢弹这一系列故事，演绎得波澜起伏且扣人心弦。主要演员基里安·墨菲、艾米莉·布朗特、马特·达蒙、小罗伯特·唐尼等人的表演也相当精彩。这部影片，不仅对观众进行了一次高品质的科普，也能引发观众对奥本海默的命运做一些思考。

听证会上有质询和答辩两个环节，它汇聚智商、情商与观点的交锋，是一个很开脑洞的地方。影片《奥本海默》在听证会这个情节上大做文章，是一个巧妙的构思，能够营造出一个思辨的场景与氛围，启发观众思考奥本海默作为被质询者的困境。这个困境，在奥本海默身上主要表现为一个难题：作为科学家，奥本海默应如何处理科学研究与科研成果被用来作恶之间的矛盾？

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无所谓善恶。但是，科学技术掌握在不同人的手中，就会产生善果或恶果，正如核裂变可以用来发电造福人类，也可以用来杀人。问题是，“人类杀人”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伦理难题。同为人类，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呢？更何况，借助科技力量的赋能，人类自相残杀的规模会成百倍、成千倍、成万倍地放大。在很多时候，一个人将另一个人定义为“坏人”这件事的正当性，本来就很可疑，而将这个“坏人”杀死的正当性，就更可疑了。在广岛和长崎爆炸的原子弹，瞬间夺去了十几万人的生命，其中大部分是平民，这使得“人类杀人”这个伦理难题呈现出极端狰狞的面目，它刺痛了戴着“原子弹之父”头衔的奥本海默，让他在战后余生里一直承受着良心的自责。奥本海默反对美国政府研制氢弹，正是他良心自责的反映。

科学无国界，但是科学家有祖国。国家之间一旦有了战争，科学家就不得不为本国的战争政策服务，他们功利性地投身于军备竞赛类的科研课题，甚至直接成为战争机器上的螺丝钉。而开启战争机器并策动科学家为之服务的，是政治家。如果没有战争的催化或威胁，人类历史上的很多高科技产品（比如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等）可能就不会被发明出来。政治的介入，让科学变成了威力巨大的双刃剑。政治家与科学家牵手的结果，是善是恶，往往系于一念之间。

未来，人类会不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于这个问题，谁也不敢打包票说“不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旦爆发，就是核战争，原子弹、氢弹都会派上用场。在科技水平低的冷兵器时代，人类再怎么自相残杀，死亡的人终归有限，人类也不会因此灭亡。而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核武器时代，人类如果打起核战争，同归于尽就是大概率事件。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在极大地造福于人类的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战争的烈度和人类集体灭亡的可能性。

伟大的科学家都会关心人类的命运，他们心中装的是全世界，而不仅仅是实验室。奥本海默就是这样的科学家。他之所以陷入困境，是因为他有良知，心系全人类。他所面临的那道难题，归根到底，是人类要共同解答的难题。从古到今，地球上的资源禀赋，满足全人类的生活需要绰绰有余，人类如果彼此不争斗、不相残，原本可以共存，但总有一群人为了满足自己的贪念与控制欲，对另一群人大开杀戒，并通过“捍卫正义”“争取生存空间”等漂亮的口号，掩盖同类的斑斑血迹和累累白骨。自诩为地球上最高等动物的人类，在高效率、大规模、有组织地残杀同类上，远非其他动物所能及，这真是人类莫大的耻辱与悲哀！

是的，人类只有真正学会了和平共存，科学家与政治家之间的病态纠结才会消除，奥本海默式的困境才会彻底破解。让我们重温并铭记英国哲学家罗素生前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时所说的话吧：“爱是明智的，恨是愚蠢的。在这个日益紧密联结的世界中，我们要学会相互容忍。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总会有人说出我们不想听的话。我们必须懂得宽容和忍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共同生存，而不是同归于尽，因为这对人类继续在地球上繁衍生息是至关重要的。”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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