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城雄（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数智创新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列为2026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并明确提出“实施新一轮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完善人工智能治理”。这是国家对人工智能作为新质生产力关键引擎地位的再次确认。

在当前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产业链加速重构的背景下，“人工智能+”已不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突破，而成为驱动产业变革、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抓手。如何将“人工智能+”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度融合，不仅关乎科技自立自强的实现路径，更决定着中国能否在全球新一轮产业革命中抢占制高点。

过去几年，“人工智能+”更多被视为一种赋能工具——用于提升效率、优化流程、降低成本。然而，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深化拓展‘人工智能+’”，意味着国家正推动人工智能从局部应用走向全链条、全行业、全社会的深度渗透。这种转变背后，是对人工智能作为“通用目的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属性的深刻认知。

所谓通用目的技术，是指能够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持续迭代并带动其他技术进步的基础性技术，如蒸汽机、电力、互联网等。人工智能正逐步具备这一特征：它不仅能提升制造业的智能化水平，还能重塑服务业的组织形态，甚至改变农业的生产方式。例如，在高端制造领域，AI驱动的预测性维护可减少设备停机时间30%以上，从而大幅提升运营效率；在医疗领域，AI辅助诊断系统已在部分三甲医院实现对早期癌症的识别准确率超过95%；在金融风控、城市治理、能源调度等领域，AI的价值也日益凸显。

因此，“深化拓展”不仅是应用场景的扩展，更是对人工智能作为系统性生产力的认知跃迁。这要求我们超越“AI即算法”的认知，将其视为融合数据、算力、算法、场景与制度的新型生产函数。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这一提法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长期以来，我国科技创新资源多集中于高校和科研院所，而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在创新决策、资源配置和成果转化中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发挥。但人工智能的发展逻辑恰恰要求“市场导向”与“快速迭代”——这正是企业的天然优势。

以华为、百度、阿里、腾讯、深度求索等为代表的科技企业，已在大模型、自动驾驶、工业视觉、智能终端等领域形成技术积累。更重要的是，它们贴近市场需求，能迅速将技术转化为产品和服务。这些企业在AI方面的产品都不是实验室里的“纸上谈兵”，而是真实创造经济价值的创新实践。

新一轮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应以“链主”企业为核心，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的生态。政府应通过财税激励、首台套采购、数据开放等方式，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带动上下游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共同攻关。同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特别是针对AI生成内容、算法模型等新兴客体的确权与维权机制，让企业敢于投入、乐于创新。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这标志着国家创新资源将进一步向这三个区域集聚，形成“创新极—辐射带—产业群”的梯度发展格局。

北京依托顶尖高校、国家实验室等，在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上海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与高端制造方面积淀深厚，适合推动AI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粤港澳大湾区则凭借市场化机制、国际化视野和跨境数据流动试点，有望成为AI治理与制度型开放的试验田。

未来，三大中心应差异化布局：北京聚焦AI底层框架与大模型基础研究，上海打造“AI+先进制造”标杆集群，大湾区探索“AI+跨境服务”与监管沙盒机制。同时，推动“创新券”互认、科研设施共享、人才自由流动，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创新网络。

当前，生成式AI的爆发式增长带来虚假信息、隐私泄露、算法偏见等风险，若缺乏有效规制，可能冲击技术发展的社会信任基础。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覆盖算法推荐、深度合成、生成式AI的全链条监管框架。下一步，应加快构建分级分类治理体系：对高风险领域（如医疗、金融、司法）实施强制安全评估和可解释性要求；对低风险场景鼓励企业自我合规。同时，在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等地设立“AI监管沙盒”，允许企业在可控环境中测试创新应用，实现“监管随技术演进”。

此外，夯实算力与数据底座同样关键。“东数西算”工程已初见成效，但跨区域算力调度、数据可信流通仍待优化。应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破解“数据孤岛”，进一步释放数据要素价值。

总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人工智能置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核心位置，释放出明确信号：未来五年，AI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不是点缀，而是主线。唯有将“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体系，强化企业主体作用，优化区域创新布局，完善治理体系，才能真正将技术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经济效能。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一场深刻的制度变革与生产力重构。它要求我们以更大的战略定力、更开放的制度设计、更务实的产业政策，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而可持续的新质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