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爱看电影的人，影视里的人物常带给我感动。小时候看《红楼梦》，林黛玉梨花带泪，楚楚动人，让我痴迷。戏剧中也少不了哭天抢地的画面。他们悲伤欲绝的样子让我肝肠寸断。小镇生活里我也看过不少哭戏。但电影散场后就放下了，心想那是生活必备的情节，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交流方式。年龄稍长，改革开放了，西方的影视也进来了，让人分享了另一类人在伤心欲绝时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中年在新西兰生活，更是实地体验了当地人在面对悲伤和灾难的表现形式。

缘于我这种生活经历，我爱拿东西方人们交流的形式做比较。东西方人的文化不同，生活习惯自然不同，这些都体现在双方交流分享的方式上。新西兰人面对灾难时，他们也惊恐，悲伤，但较能控制自己的情绪，痛哭流泪，呼天抢地，那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多就是泪流满面，定一定神，擦干眼泪，再继续诉说。但没有人说他或她不够悲伤不够伤痛。

当年基督城大地震，市长是面带笑容做新闻发布会，没有人谴责他不够庄重或同情心不够，反被赞扬镇定自如，处理得当。我还发现人们生活中似乎只分享快乐，极少分享不高兴的事情。偶尔不小心提及伤心的事情，会说声“对不起”。对此我十分不解，难道伤心的事不能分享吗？朋友说，对方没义务替你承担你的坏心情。这种说法让我很是吃惊。

后来我发现媒体上发出来的故事主角的照片，都是阳光满面或满脸笑容的，起码端庄得体。刚经历过悲伤或重大打击的人，在公众场合露面，必定也事先收拾过一番。一句话，人们注重形象，这是一种自尊的表现。

东方的则不同，向公众诉说的时候，样子尽量悲伤，痛不欲生，在公众场合里，越虚弱越悲伤越能获得同情和支持。比如受害者诉说冤情的时候，拉横幅，写大字，在公众面前呼天抢地，耍疯打滚。凡此种种，可谓司空见惯了。此时弱者的样子更能获得别人的同情支持。

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我在新西兰遛狗，我家的狗把别人家的狗咬了，我责骂还打了我家的狗，对方骂我是傻子。当时我不明白他骂的原因，后来才明白，他是骂我打了自家的狗狗。其实这种做法，也体现在我们教育孩子方面，在中国，当自家的孩子与别家的孩子有冲突时，家长往往会先责怪自家的孩子。

一则访谈节目里，有港台生活背景的嘉宾被问到，港台两地给他印象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嘉宾用港台交警执法做例子来说明。他说台警执法时，按“情，理，法”先后次序来考虑，先讲“人情”，再讲“道理”，最后才讲“法律”；港警执法次序是按“法，理，情”来考虑的，先讲“法律”，再讲“道理”，最后才讲“人情”。究其原因，是东方的文化里，是先讲人情的，再讲道理，最后才讲法律；香港则缘于英殖民统治留下的一套司法系统，按西方的文化习惯，凡事先讲“法律”，再讲“道理”，最后才讲“人情”。

东西方文化不同，交流方式也不同，大致可以归纳为，西方人更尊重规则，尊重强者，讲克制理性，关心对方的感受，注重实质内容。而东方则重视人情和伦理，感性，讲面子，容易将事情推至极端。从这两种交流方式可以看出，交流方式就是隐藏的族群文化。

（作者系深圳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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