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关注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人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美联储的每一次利率决策在正式宣布之前几乎都被市场预期到了，“出其不意”的情况相当罕见。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主要有两点：一、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目标是透明的，并按照这个目标来实施。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法定任务是兼顾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衡量物价稳定的标准确定为中期通货膨胀率接近而不超过2%；二、由于货币政策是前瞻性的，短期经济状况对中期物价的影响需要通过一套专业的经济分析方法来预测，而美联储内部经济学家和市场分析人士在预测经济时运用的方法相差不大，加上双方有较多的信息沟通和互动，所以，两者经常保持着动态一致的状况，很少出现方向性冲突，美联储在下一次议息会议上是保持利率不动，还是加息或减息，能提前较长时间被市场预期到。

在这样一套机制下，不论是谁来做美联储主席，面临相同经济环境作出的决策都差不多，不会有太大差别，甚至让人怀疑一部安装了程序的机器人也可以按既定轨迹来完成美联储主席的工作。但严格来说，这只是幻象，虽然程序、机制和模型决定了任务的大部分，但在一些关键事情上，人的判断力绝对是不可替代的。1980年代以来，美联储的货币决策至少出现过一次与多数人意见的“偏离”，此次大疫情后货币政策的“困难决定”又一次说明人的主观判断有多么重要。

1996年，美国经济形势非常好，经过持续扩张后，失业率下降到4%左右，处于历史最低线上，短期通胀则出现了一些抬头的迹象，按照常规模型，此时需要加息以防经济过热和中期通货膨胀率超出目标。在7月份议息会议前一段时间，市场内外都预期或建议美联储加息，不过时任主席格林斯潘力排众议，选择了按兵不动。

格林斯潘的非常之举并非一时兴起，而是基于经济史上的经验。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保罗·戴维发现，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电动机从发明出来到在各行业广泛应用并推动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而一旦新技术普遍应用之后，其对生产率的提高也将持续很长时间，他还预测信息技术对经济的影响也将重演类似的过程。格林斯潘深受戴维研究的影响，他观察到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个人计算机应用正在各行业扩散，很多人低估了其对潜在GDP的提升作用，也就是说，因为技术的作用，和以前一样水平的GDP增长和就业水平并不一定会引起通胀。事后分析认为，作为少数派的格林斯潘这次判断相当精准，他保持利率不变的决定避免了人为地打断正在进行中的经济繁荣，让繁荣得以持续了更长时间。尽管社会普遍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与格林斯潘过于放任的金融监管有关，但1996年的那一次利率决定仍普遍被认为是他的神来之笔。

在疫情解封的推动下，去年4月份美国的CPI达到4.2%，随后一路上升到12月份的7%，创下1980年代初以来的新高。在这一过程中，围绕通胀是暂时性的还是持久性的争论一直很激烈，在大半年时间内美联储一直认为通胀是暂时性，直到去年底鲍威尔才改变口风，减少购债、加息、缩表等紧缩性措施开始提上日程，这次小小的“出其不意”引起了股市的大幅波动。这次通胀发生的背景十分特殊，疫情对劳动供给、供应链破坏这样的情况以前极少发生，这让判断中期物价走向变得更困难，各方分歧巨大，这种情况正是对货币政策决策者的最大考验。美联储有没有判断失误，收紧货币是否稍晚了一些，美联储主席的人事任命这个政治因素有没有形成干扰，这次政策转折点有没有偏离最优的路径，这些问题还需要些时日才会有相对可信的答案。

我们发现，不论是1996年格林斯潘的神来之笔，还是此次可能的动作稍稍迟缓，如果时间拉得足够长，其影响都很轻微。货币政策要最大程度与最优路径契合，货币要稳定，关键有两个因素：第一是确保通胀中期目标是可信的，这是首要之首要。验之各国经验，当各路不负责任的经济学家开始违背常识，鼓噪应该容忍更高通胀率时，魔鬼之门就会被打开；第二是货币决策要保持相对独立性，尽量减少外部因素干扰，短期的外部因素破坏长期的货币稳定在许许多多国家都有迹可循，这样的教训值得汲取。

至于央行行长的水平，短期来看似乎是关键因素，但放在长期则没那么重要，谁能保证永远有一个受到神启的、水平始终高于所有人的央行行长呢？总之，教科书上的常识才是货币稳定和经济繁荣的保证，如果决策者太任性、太随意、太受外部因素影响，没准换个机器人做央行行长会更好，它虽然不会有神来之笔，但也不会制造大动荡。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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