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超2亿人，集中在建筑业、服务业和制造业等。

疫情的此起彼伏，屡屡打乱经济的复苏步伐，并使人们对就业和收入的预期越发谨慎，改变着居民家庭消费支出和结构。

最近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和蚂蚁集团研究院联合发布的《中国家庭财富指数调查报告（2022-Q3）》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各职业群体的消费虽在增长，但增速均放缓，其中自由职业者和个体户、自营商等群体受疫情冲击较大，消费增速显著放缓。

经济和市场受预期导向，预期转弱会导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等三重压力闭环化。疫情对居民就业和收入预期的遏制，非均衡地压到不同阶层和职业群体，也表现出不同的承压能力。

而社会的可承载能力，粗略判断受制于两大维度：一是政府提供的社保福利等公共服务的覆盖度和保障水平；一是社会遵循木桶理论，社会边际风险承载能力取决于风险承载能力最弱的群体。

灵活就业人群之所以应备受关注，大致可从两个角度解释：

一是如果普通受雇职工享受的是化零为整的收入贴现，那么灵活就业群体是化整为零的即期兑现，具有手停口停的特征，其收入来源于具有即时化、场景化特征；

一是灵活就业是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化、专业化的产物，是未来的必然历程，目前基于雇佣合同享受固定收入保障的群体，随着技术进步，尤其是数字经济演进，会从现有的委托代理关系中走出来，变成基于信托关系和商事合同约束的灵活就业人群。这是因为未来的市场竞争者将基于长板理论，企业在市场的竞争力取决于自身最长的那块板，这导致企业的大量内部交易环节会通过专业分工变成市场交易。

目前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超2亿人，主要集中在建筑业、服务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等，而未来的灵活就业人员，将集中在各类专业人才，越发具有人力智本密集型特征。这将意味着今后会有更多人群转型为灵活就业者。

这种经济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激励结构的变化，意味着需敏感应对这种新结构、新情况和新生态。

现代化治理体系需从管控模式向公共服务模式转型。当前全国疫情此起彼伏，导致经济复苏步调屡被打乱，人们对就业和收入预期谨慎，缘于一些地方在防疫中未有效处理好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间关系，这直接冲击着灵活就业人群的生存发展场景。

而现代化治理体系反映在公共健康管理上，就是基于为受困者等提供公共服务的维度防范病毒对公共健康的伤害，以形成政府公共服务牵头、居民积极配合的公私共治的公共卫生健康治理体系。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有效降低防疫的经济社会成本。

当前的需求收缩，基于马斯洛五大类需求的范式分析，面向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在所有人群都受到影响，需求萎缩明显；在最基础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上，中低高收入者也表现出增长平缓和下降特征。

所以说为当下计，抑或为未来谋，都应善待灵活就业人群，为困顿者解决眼前的苟且，而且也为经济社会素描诗和远方的未来。善待灵活就业人员，就是善待明天，善待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