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专家学者们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处在数字转型历史机遇期，数字化、信息化已经融入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方面面，加快数实融合也将助力中国开辟一条独特的数字经济发展道路。

中国经济处在

数字转型历史机遇期

加快建设数字中国，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途经。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唐晓彬认为，数字化的逐步深入孕育了以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数字社会为“硬件”的数字生态系统。促进发展与规范管理相协调，构建开放、健康、安全的数字生态成为建设数字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当前，我国在建设数字中国方面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1年）》显示，截至2021年底，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网络基础设施，数据资源价值加快释放，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快速提升，数字经济发展规模全球领先，数字社会服务更加普惠便捷。

当前，世纪疫情冲击延续，百年变局演进加速，国际国内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数字中国建设面临新的形势与挑战。主要表现在数据要素价值潜力尚未有效激活，数字化在区域、行业等方面发展不均衡，数字化发展治理体系还需健全。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处在数字转型期，中国具有全球最多的网民、宽带化渗透率高，数字经济具有最大的梅特卡夫效益（网络价值以用户数量的平方的速度增长），能以最低成本获得很好的回报。邬贺铨认为，现在信息技术发展处于最好的历史机遇期。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信息师张新红也指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到了关键时期，要实现规范健康可持续发展，必须进行治理创新。如何平衡数字生产力与工业化制度的冲突、新经济对传统经济的冲击等，需要大胆实践、大胆创新，更需要大智慧。

加快数实融合

走出独特数字经济之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数字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稳定器”“加速器”作用更加凸显。《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年）》指出，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数字经济规模达到45.5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6.2%，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3.4个百分点，占GDP比重达到39.8%。

但是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不均衡的问题仍然存在，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我国一二三产业数字化渗透率分别为8.9%、21.0%和40.7%，数字化赋能一二产业发展仍存在很大拓展空间。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陈煜波认为，当前中国面临着一个空前的机会。在第二产业中，表现为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通过产业数字化所带来的工业端、产业端的数字场景，依托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生物、材料和能源方面将产生新一代科技革命。在第一产业方面，通过数字乡村振兴，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一定会走出中国独特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或中国独特的数字经济道路。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院长朱岩表示，中国式数字经济正在破解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互联网经济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特别从理论角度看，我国推行的新型举国体制和一系列经济政策都在为人类探索和解决上述共性问题提供理论基础。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金天也认为，数字中国将直接惠及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通过数字经济赋能，将进一步强化中国制造在全球范围内的核心竞争力。

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方面，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王缉慈在“2022中国实体经济论坛”上指出，发展集群最重要的是要发展有创新要义的创新集群，创新集群可以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增强国家、区域和城市的竞争力。培育创新集群需要与培育“专精特新”企业联系起来，培育“专精特新”企业不仅仅是某个产业链补链和强链，更在于创新集群的构建。

信息化已深入

现代化建设方方面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高世楫指出，数字化、信息化已经融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方面面，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区域协调发展、社会保障体系、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等，都离不开信息化。

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吕本富表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信息化，从现代化到新文明，是我们对信息化的新认识或者新部署。

吕本富指出，在实施新型城镇化、促进区域发展方面，城市大脑和县域网格经济会带来新动能。推进新型工业化、实体经济融合方面，信息化改变了企业管理机制。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通过信息化可以实现雇员和自雇员之间的业态创新从而产生新的优势。

他认为，党的二十大将会为数字经济领域、互联网管理体制带来新变化，以流量为核心的价值变现机制，或将过渡到以技术和数据为核心的价值变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