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记者 孙璐璐

党的二十大报告科学擘画了未来中国的发展蓝图，报告对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方面的详细部署，蕴含着各类企业未来的发展机遇。证券时报记者近日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围绕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等表述，解读提升我国企业全球竞争力，以及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转型之道。

“外向竞争的主导性企业将成为增长之梯的踏板。”张文魁在近日出版的《稳增长》一书中指出，在新的发展情境中，很可能要更多地由主导性企业来发现有前景的产业，并大力实现这些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全球化竞争。而主导性企业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政府挑选赢家的结果，而是公平竞争的结果。这也意味着，从扶持主导性产业转到锻造主导性企业的过程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和应发挥的作用也需要转变。

二十大报告提出的

“世界一流企业”面更广

证券时报记者：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有类似表述，请问二者有何异同？

张文魁：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及“世界一流企业”是与国企改革相关，明确“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党的二十大报告则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这一表述不再只针对国有企业，意味着也鼓励民营企业朝“世界一流企业”的方向努力。因此，关于“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有了新内涵，其涵盖面更广、包容性更强。

证券时报记者：您认为世界一流企业应具备哪些特质？

张文魁：通过国际比较，我认为世界一流企业通常具备以下特质：一是有世界一流的产品。世界一流企业不是单讲名气，也不是单靠规模，核心在于要有世界一流的产品。当然产品的含义比较广泛，不单单指实物型产品，服务型产品也在内。

二是有世界一流的生产率。一些企业生产的产品虽好，但是好产品不等于高生产率，二十大报告提出“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许多企业都要为这一目标作贡献，一流企业更应如此。

三是有世界一流的经济效益和财务指标。企业可以通过大规模投融资来打造高质量产品，但可能会导致负债累累，甚至是亏损，这存在巨大的经营风险。因此，一流的企业必然注重财务指标和经营效益，我国有一些企业的规模不小，产品也不错，但经济效应和财务指标与国际比较会差一些。

四是有一流的现代公司治理。企业没有好的公司治理机制，导致存在内部人控制、信息透明度不高，即使产品好、生产率高、经济效益也不错，也可能只是短期的。

更重要的是，真正的世界一流企业，一定是竞争型企业，而且一定是外向竞争型企业，是在大体公平的竞争中打造优秀产品、获得市场份额、建立产业地位、创造更高价值。

从主导性产业

到主导性企业

证券时报记者：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是企业，您认为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企业发展发挥着怎样的新作用？

张文魁：对后发追赶型经济体而言，可以从先发国家进口现成的技术和设备，从而大大压缩技术水平提升和产能形成的时间，在更短时间内实现“压缩式增长”，推高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速。但一旦这个阶段结束，经济增速就会遭遇“去压缩式增长”的显著下滑；如果本国的产业创新不能及时补上，经济增长就会面临瓶颈。

一些研究表明，从企业全分布图来看，中国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之大远超欧美国家，这意味着，促进生产要素的企业间流动，在我国能有力促进经济增长。下一步，我们需要将促进经济增长的较大一部分注意力，从主导性产业移向企业群体中那些具有更高生产率、能够更快提升生产率的企业。

如果说在经济外延追赶阶段，还可以较多地依赖产业政策来选择和支持主导产业，从而提高经济增速，那么在新的发展情景中，很可能要更多地由主导性企业来发现有前景的产业，并大力实现这些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全球化竞争。

证券时报记者：您说的主导性企业有何特征？主导性企业对于推动经济发展有何作用？

张文魁：所谓的主导性企业，不管处于什么行业，它们都会通过持续的守正和创新，提高价值创造能力和市场扩展能力，并有可能孕育出新的细分行业、新的细分业态。总结来说，这类企业往往具有生产率较快、营业额增长较快的“双快”，以及溢出效应大、示范效应大的“双大”特征。

“双快”特征较好理解，这类企业就像一辆高速行驶的列车，而非一个静止的庞然大物。“双大”特征则强调主导性企业对其他企业的引导、带动作用，如果企业缺乏大的示范效应和溢出效应，即便自己的生产率再高，也只能是一花独放，而不是百花齐放。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溢出效应不单单指对产业链本身上下游企业的关联带动，这属于传统的产业集聚外溢；新时期下主导性企业的溢出效应将不再限于对特定产业的带动，而是包罗多种产业生态产生聚合反应。

因此，在新的发展阶段，主导性企业极有可能也是产业集群的群主、产业链的链主、创新生态圈的圈主。需要指出的是，前述的“群链圈”主导性企业，未必一定是行业龙头企业，但它对未来趋势有很强的定义力和引领力，对其他企业有很大的号召力和联合力，对资本和人才有很强的吸引力和黏结力。

我们的政策重点，要从中观的产业转移到微观的企业，从扶持主导性产业转到锻造主导性企业。这些主导性企业，能够嵌入全球体系，在全球竞争规则中建立较强的竞争力。如果有这支队伍不断扩容，就可以使中国经济以更高质量保持一定增速，在未来一二十年里不断助力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助力企业发展

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

证券时报记者：在从扶持主导性产业转到锻造主导性企业的过程中，您认为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应有怎样相应的改变？

张文魁：未来，主导性产业很可能由主导性企业创造，而不像过去那样，主导性企业由主导性行业成就。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就是，如何寻找主导性企业、是否可以锻造主导性企业。此时的关键，可能还是要真正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政府应该通过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让真正具有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的企业脱颖而出，让它们试错。实际上，这就要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和创新竞赛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机制和竞争政策不但应该在一般意义上的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发挥作用，也应该在并购重组领域、产业创新领域发挥作用，使生产率更高、竞争力更强的企业可以并购重组其他企业，使创新意识更强、创新试错与调整机制更健全的企业可以获得更多资源和空间。

政府还应致力于产业集群、产业链、创新生态圈的发展。这方面，政府仍可以在基础设施建设、综合性协调、聚合力提供等方面发挥市场难以替代的作用。同时，政府应致力于促进初创中小企业源源不断地涌现，并破解要素市场对中小企业天然的“不待见”困局。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产业创新生态圈的形成和产生效力，的确应该以市场为基础，即使不排斥政府发挥适当作用，也需要警惕政府即便以促进者的姿态介入产业创新生态圈，也可能混杂着不当规则和要素错配，从而产生行政性进入壁垒、偏误性技术引导和低效性资源使用。二十大报告就强调，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此外，政府可以从鼓励企业进行外向型竞争，来发现并锻造主导性企业。真正的主导性企业，往往是外向型竞争的大企业。鼓励企业的外向型竞争，既包括开放市场和开放投资，也包括促进企业走出去。一批外向型竞争主动性企业的崛起，不但会在供应链方面，也会在创新链方面，深深融于全球体系。

证券时报记者：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基础研究，突出原创，鼓励自由探索。您认为，在攻克所谓的“卡脖子”技术难关的产业科技研发活动中，政府可以扮演怎样的角色，应注意哪些问题？

张文魁：在现代经济中，政府掌握很多资源，也会组织很多项目，更何况政府主导的国防领域是研发最密集、尖端科技最集中的地方，因此政府在促进科技创新方面的作用不可或缺。例如，政府应该扩大其主导的研发工程的开放性，应该及时公开和释出研发成果以产生溢出效应。当然，已经形成的一个广泛共识就是，政府应该大力支持教育事业，大力支持基础研发。不过，对于这个“支持”的界限，共识就少得多。

从对基础研发的支持程度看，尽管基础研发需要政府增加投入，但从科技创新的内在规律看，政府的角色应该越来越局限于资金资助，应该越来越少地介入研发过程，甚至越来越少地检查资金使用去向和资金使用效果。这听起来令人难以接受，但真正意义上的科技创新就是那种信息高度不对称、结果高度不确定的事业，只有创新者本人，才真正知道自己是不是每天致力于前沿领域开拓，但开拓何时突破、是否会形成产业则更不确定。二十大报告提出的“突出原创，鼓励自由探索”，是比十九大报告多出来的新表述，是二十大报告中极为重要的“增量语言”。当然，政府不能容忍拿着大量政府资助而长期没有创新成果。因此，最合适的方法，也许就是政府选择资助那些在孜孜不倦钻研方面有着良好诚信纪录的学术人才、研发人员。果真如此，不投机造假、不偷懒耍滑的诚信资本将成为创新时代最重要的资本。